题图红棉 78岁阿坚2025年3月30日傍晚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回忆录】永别父亲（138）

    1993年8月23日，母亲脑溢血入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10月7日，父亲也因心脏病、肺气肿入院。他知道自己与妻子住同一栋楼，只要坐电梯下几层便可见到，但一直没表示要去看，子女也就尊重他的意愿。我想，父亲是不忍目睹妻子命悬一线的昏迷状态。

    在东病区，父亲惊喜地见到老朋友胡希明。他俩晚年一直来往，腿脚不便后就打电话。豪爽的胡希明坐着轮椅来到父亲病床边，乐呵呵地说：“老吴，只要我还在，就天天来看你!” 他果然天天来，直到病危才中止。不用说，他不来时父亲就明白胡希明不在了。去世前不久，他为《吴有恒文选》作序《我识有恒》。他写道：“有恒曾从军、从政、从文，后来又做新闻工作，皆干得有声有色。和写诗一样，他是倾注了全部热情的，有时甚至近乎执拗。他过于全力专注去做事，往往未能顾及其余，因此，总是在红红火火之时，遇到些令人遗憾的事。”

    早在1987年11月，父亲在《寿胡希明》中，就表达了对香港回归的盼望：

              高龄八十诗真好，再过十年诗更老。

再过十年恰恰逢，曰归曰归香港岛。

希老昔当少年时，我于香港曾见之。

当时相见未相识，后乃相交以作诗。

诗人老去情如昔，五十一年漫记忆。

再过十年再共吟，归去来兮香港地。

    香港是母亲的出生地，又是父母并肩革命萌生爱情的起点。由于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我们不敢带她重返旧地，父亲也没有再访香港。但他关注着这个对于他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他一口气写了《香港地生死恩仇》、《香姑扯旗》、《群带路之变迁》三篇历史小说，形成爱国主义主题的香港系列。1991年6月，他在《广州赋》中写道：“再过若干年，我国将收回香港。一国两制，到其时，两座大城市，将如两颗明珠，相依相傍，并立于南中国之土地上。都是‘老广’，真亮!”

然而，母亲，父亲，胡希明，都没能等到香港回归的一天。

父亲入院当晚，曾向我和胡希明的儿女背诵他的《八十自寿》，这诗可视作吴有恒一生的自我总结：

八十衰翁一老兵，共产主义的幽灵。

江山千古自千古，人物此生只此生。

曾以危言著理论，居然误我是聪明。

风潮渐过吾休矣，只合闭门作寿星。

我们在父亲病房轮流守护了10个月，清晰地感觉出生命正一丝丝离开他的躯体。在渐渐陷入昏迷的过程中，父亲会想些什么？也许他朦胧地见到了袁崇焕这位明末名将？他曾有这样一首诗：

春梦朦胧忽骇心，国家多难出忠臣。

哀哉东莞袁崇焕，多了从前学杀人。

父亲一生崇敬这样的志士仁人，他本人，他的战友古大存、曾生、关山、萧殷、欧新……都是这样的人。在为《羊城晚报》创刊35周年而写的诗中，父亲自白：

梅花为骨玉为魂，多了从前学杀人。

我自要求高格调，务求说话是纯真。

母亲去世我们没有告诉父亲，不过我们都忽略了一点：七兄弟姐妹那几天都不提母亲，这就等于告诉父亲：母亲去了。晚年极其依恋他、生活无法自理的妻子，先他而去，他放心了。他回想自己81年的人生，以屈原为楷模，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几起几落，未改初衷，感到即使生命就此结束，亦无怨无悔。

1994年8月23日凌晨，吴有恒病逝。母亲入院和父亲去世，都在8月23日，前后相隔不多不少整整一年。我在家接到电话立即和阿波赶去医院处理后事。羊城晚报等媒体迅速发出讣告，遗体告别会将在半个月后举行。我收起病房那本探病留言簿，上面有很多省市领导、战友、文友、五邑乡亲的感人话语。我把父亲的天蓝色保温杯带回办公室，和他用过的放大镜一起，继续使用了很多年。

1994年9月6日下午3时，成百上千人将银河公墓告别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父亲静卧花丛，无怨无悔地走完了81年的人生路。数不清的花圈、花篮、唁电、挽联、挽幛，表达着人们的景仰、怀念和悲痛。我去外省组稿并没向作者说父亲是谁，但父亲去世后我主动说了，不会因此得到什么照顾，人们反而会对我严格要求，你有出色的父母，良好的家风，理应做得更好。武汉、天津、湖南等地作者，都发来悼电表达情意。

5时，遗体火化后，天降倾盆大雨。我想，父亲与先他9个月而去的母亲忠魂相会，喜极而泣了。1936年他俩在香港入党，曾珍、吴有恒分别化名为“坚”、“强”，并一直以此为爱称。母亲是广东妇女干部的佼佼者，“文革”中与父亲同遭迫害，出狱时已精神失常，再未完全康复过。1978年秋，父亲带着母亲住在新会圭峰山招待所，赶写第三部长篇小说《滨海传》。那时母亲状况尚好，两人散步、参观古迹，有好些合影。父亲为其中一帧题照曰：

两字坚强意绝伦，无私战士有情人。

于今四十余年后，又遣豪情写海滨。

父亲对妻子一如既往的挚爱，支撑身心俱损的母亲活到了1993年11月。

遵照母亲的遗愿，我把父母的骨灰放进同一个骨灰盒里，再覆上鲜红的党旗。父亲说过，生不立传死不树碑。作家贺朗写《吴有恒传》时，父亲本人不接受采访，也不看书稿，该书是通过采访他人和查阅资料完成的。我们始终没给父母买墓地，不认同“入土为安”，而将骨灰存放在银河公墓，每年重阳子孙后代集体前往祭典，迄今未变。

失去了父母，梅花村老宅空空荡荡。这栋小楼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政要刘纪文1932-1936年任广州市长，他是这个家的首位主人。此后几十年风云变幻，小楼数度易主，最后入住的便是我父母。楼下住着1936年10月入党的作家黄秋耘，他每天都要上二楼我家，与相识几十年的吴有恒交谈。父母在29号二楼住了上十年，一直向省委交房租，没有买福利房，也没在羊城晚报分房。我和先生陪父母过晚年，所属单位广州市文联和暨南大学，都没给我们分福利房，最后说要转为货币分房，事实上迟迟没落实。总之，父母活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去世了，我的小家将会搬出去，除了父亲的著作不再带走什么。家里值钱的唯有书，而这一柜柜的书并不是留给某个子女的私产。

父母没有留下遗嘱，我们七兄弟姐妹决定，每人留一套父亲著作，余下书籍全部捐献给家乡五邑大学。1996年4月19日，我们从广州前往江门五邑大学，与叔叔、姑姑、堂姐等亲戚会合，出席了捐书仪式，五妹代表家属讲话。随后大家参观了该校的吴有恒藏书室。我们还难得地去新会古井镇官冲村，看700多年前宋元崖门海战遗址。

藏书全部捐给五邑大学后，父亲书柜搬空，家更显冷清。那个春天，院里的白兰花、红杜鹃依然开放，唯独那株父亲最钟爱的红棉竟一朵不开，完全无法解释。客厅里，摆着父母黑白合影，亲友曾陆续登门悼念，不点香不献花，只深深三鞠躬。章立鸿从电视上得知我父亲去世，立即来我家慰问，他一直希望成为吴家女婿。我中学好友吴年秋的三哥也来了，他文革初期在平园见过我父母，后来和几家市委干部住进来，他新婚也住我家。年秋多年后提起，说三哥很喜欢我……我说我做你的同学朋友，好过做你的三嫂。丁逸凡打电话来慰问，说他已通知单位送花圈，届时会派代表出席告别会。我问：“你一切好吗？”他略一迟疑，答：“还好。幼坚，你多保重！” “你也保重！”我和他1982年相约20年后相会，1987年意外重逢，思考再三仍决心遵守约定，等到我55岁退休才联系。如今我47岁，还要耐心等8年。

那位在国企公司任党总支书记的李檍生，4月底提议与我暂停通信以平复心情，至今彼此都没联系。但我想，父亲去世他不会不知道吧？母亲住院他都陪我看望，此时怎么没点表示？又想，万一他出差在外没看广东报纸、电视呢？错怪他就不好了。我拨通他电话，一问，是知道的，但……听出我难过，他说下班就来文德路。我俩去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坐同样的位置。他还是点了几样好菜，满眼怜爱地看我，劝我多吃。我说，父亲去世我心情够低沉的，你还忍得住不打电话关心一下？他无言，而我落泪了。他递过纸巾，我擦干泪，不想多说。晚餐后他送我去坐公车，车上车下彼此扬扬手，就此别过。

回到梅花村老宅，上二楼转右，小家的灯亮着，而左边父母房间的灯灭了，不，亮在我的心间。我原是七兄妹中最易流泪的一个，如今变了。深宵中梅艳芳激越的歌声格外入心：“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或我失望……”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给予我生命，我有幸陪你们过晚年，潜移默化受益匪浅。今后的岁月里，我要像你们那样坚强，我将永不使你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