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2年进入阳山县文化局搞创作，此后一直没读大学（包括电大业大），1966年高三毕业1968年下乡，学历始终是高中。1988年12月1日，41岁半的我受聘任《广州文艺》助理编辑。其实杂志社五年前就给我发记者证，派我独立外出组稿，完全作为编辑主力使用。父亲只读到初中就走上社会，学历比我还低，当然他几十年的提高是我无法相比的。父女俩在家聊起评职称的事，父亲神色凝重沉思良久，说：“中国这样做出不了人才的。”又说：“如果在《广州文艺》发挥不了你的才能，可以跳槽。”我解释道，《广州文艺》和市文联为我作过努力；我不是为职称干这行的，我喜欢做文学杂志编辑。

父亲是文革后复刊的《羊城晚报》首任总编辑，十分重视编辑工作。父母从盘福路搬到梅花村安家，我一家三口也离开广雅，去梅花村陪双亲过晚年。这个住宅小区当年管控户口很严，有八家省级机关的宿舍楼，住户都是干部。后来房地产市场化，梅花村同样允许买房卖房，居民组成才逐渐多样化。省妇联大院就在梅花村，1982年４月主办的《广东妇女》杂志创刊。后来成为《广州文艺》重点作者的柳明，1982年初从韶关调到《广东妇女》当主编。她登门拜访文坛前辈、晚报老总吴有恒，请教办刊的事。父亲建议《广东妇女》改名《家庭》，说本想将晚报副刊定名“家庭”。柳明立即要去这个好名字，还多次对我说，感谢吴老给杂志改名！后来晚报副刊用“家庭广角”四字，明显不及“家庭”简洁响亮。《广东妇女》1983年１月改版为《家庭》，是全国第一家报道和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综合性月刊。接着各省妇联杂志纷纷改名，都注重寓意美好，力避呆板干巴。1999年1月，《家庭》杂志增出下半月版，发行量一直稳居国内文化综合类期刊前列，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和父亲谈办刊、编辑、职称等等，都当着几岁的儿子，他会零星听到些什么。某日《广州文艺》同事坐面包车去深圳，我带上放假的远涛。途中大人逗他说笑，问他长大要做什么，他答做画家或设计师，还强调不是时装设计师，因为看时装表演的人不多，他们看完就算了。远涛想做建筑设计师，建筑物在大地上很久很久，能被无数人看到。有人问为什么不做编辑？他答做编辑太辛苦。“我妈妈是全广州最好的编辑，她带很多稿回家，每晚都靠在床头看稿，看到打瞌睡，稿件掉下地……”童言无忌，记得儿子五岁时随我去周立波故乡参加笔会，有人问，小朋友知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吗？他大声答：“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事情！” 这次他不是说“全世界”，只说“全广州”，看来对妈妈的表现心里有谱。我确实常带稿回家加班，去公园也让儿子自己玩，我则专心校对清样。可远涛当众一说，我就不好意思，同事们听了也没法接话。

1990年6月7日，广州市文联职改办发放广东省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43岁的我仍是助理编辑。刚入职的大学生都评上助理编辑，从事文字工作已18年的我，不可能毫无想法。我1990年接任理事会秘书长后，更不分上下班都考虑单位公事。亲戚来梅花村看望父母，见我不是看稿就是校对，半开玩笑说你假日加班，那么积极还不是党员，这样的表现入两次党都够了。我笑答，我没申请入党，这样做是凭职业本能。父亲看我没日没夜地找稿、找钱，人很消瘦，疼惜地说：“让你睡一星期饱觉就会胖起来。”听说我还是助理编辑，他说：“知识是有价值的，知识分子是有价值的。如果你觉得在《广州文艺》发挥不了才能，可以跳槽。”我说市文联和广州文艺都为我争取过，但我学历只有高中，硬件不行就评不上中级编辑。

大约过了两三年，我已45岁了，终于获得了中级职称。那时出版界规定编辑必须会用电脑，45岁以下的一律要接受培训。我不禁想幸好已过线，可以按熟悉的一套做编辑，到55岁就顺利退休。我们编辑部在文化大楼四楼，省文联的《粤海风》编辑部在三楼，大家同一个电梯上下，我和他们有了交流。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调去，在那里应能获得重用。我说对《广州文艺》有感情，与同事们留下种种美好记忆。我们一起去香港旅游，在珍宝海鲜舫共进晚餐。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餐厅， 面积有4000平米，可容纳超过2300名客人，拥有六个不同特色的宴会厅。海鲜舫停泊在避风塘中间，食客要乘坐驳船上去和离开。上船后先参观装修豪华像皇宫般的餐厅，接着品尝各种海鲜。 性急的美编梁荣吃饱就离席，按老习惯说一句：“我先走了。”大家哄笑起来：“荣哥你走去哪？你忘了餐厅是在海上？”

1989年未实行香港自由行，唯有旅行社安排跟团游，所以浅水湾镇海楼公园观音像前大合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同框。安排我们在餐厅吃自助餐时，有经验的人喜欢取鲜蚝，说吃几个就值那笔钱了；在内地少吃自助餐的，就选爱吃的烧鹅之类，吃几块就腻了，再也吃不下其他，很不划算。某晚阿波大学同学林宏义请我和梁荣去吃有名的深井烧鹅，约定在某地铁站哪个出口会合。内地首条地铁是北京1969年10月1日开通试运行，1971年正式对公众开放运营。随后天津1984年，上海1993年，广州1997年开通地铁。所以我们很不习惯坐地铁，我请岑之京作伴去约定地点，再和梁荣碰头。三个人都没手机，等半天见不着梁荣，只好走台阶下去找，下面没见人又上台阶，上上下下又累又急，忽见梁荣从四通八达的某出口冒出来，神色慌张头发支棱，活像动画片里的土拨鼠。“荣哥，你怎么搞的，迟到那么久！”他是阿波亲姐夫，我敢大声问。梁荣说：“我上来不见你们就下去，下面没人又上来……”之京笑道，你我都不断错过。

来自“省城”广州市的我们，不得不承认香港发展比内地迅猛，我们颇有点“大乡里出城”的感觉。自由活动时，三三两两走在街上，都记得带港澳通行证，随时准备接受警察查问，不过也没遇到什么尴尬事。印象深的是商厦一座连着一座，走通道十分安全。我没多少港币，东瞧西逛最后买个实用工艺品，是白色小手托着黑色烟盅。单位还组织过澳门行，两次旅游印象都很好。平时编辑工作有商有量，就算忙碌辛苦也干得开心。主编高乃炎退休后，岑之京升任主编，曾有一个阶段陈茹、司徒杰任副主编，班子团结，编辑得力，《广州文艺》仍很不错。我继续安心做编辑兼秘书长，在同行中有良好口碑。

不久后，省作协副主席、农民作家杨干华担任《作品》主编。他上任之初来梅花村，向老作家吴有恒请教，如何办好这本文学月刊。后来我接到《作品》副主编郭玉山电话，说杨主编想请我过去做副主编，希望我同意。《作品》是省级文学期刊，历史悠久，名气不小。我征求父亲意见，他启发我：“人是有价值的，你考虑去留要看怎样更有价值。”我也向主编岑之京说了此事，我知道《作品》用我，肯定看中我善于组稿、找理事，而我刊和他们都在文德路办公，两家编辑部只隔一条马路，我若答应过去，岂不是要把作者关系、企业关系带过去？这对《广州文艺》不好吧？岑向文联做了汇报，不清楚领导如何考虑，总之，我被任命为《广州文艺》副主编。后来陈茹调任《小艺术家》主编，司徒杰转向企业任宣传公关。我和岑主编一个热情外向，一个沉稳内敛，优势互补，成为大家口里的“最佳拍档”。我们也按前几任领导做法，组织大家去深圳世界之窗等景区旅游，让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身心得到休闲舒缓。

1994年元旦渐近，写有我或同事姓名的贺卡纷至沓来。我接到的第一个，是印有“无言的温柔”五字的电子音乐贺卡，一打开就有乐声响起，“新年快乐”四字红光闪耀。这是通信数年尚未谋面的沈阳朋友，寄到广州的“雪花”。全国各地作者，或写信或送贺卡，而读者们认真填写“读者意见征询表”，让一朵朵雪花、春花飘向羊城。想起一个月前母亲病逝，此后父亲一直病危。不知他能否转危为安，值得欣慰的是，《吴有恒文集》即将问世。四妹几个月前问过父亲：“你和妈妈革命五十多年，到头来房子也没买下，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值得吗？”父亲平静地答：“有什么值不值得，多少人死都死了。”父亲住院后，请了专人陪护，我每天下班先留在编辑部，七八点才坐车去省医东病区，探病后再走回梅花村。他后来要靠鼻饲、输氧，渐渐陷入昏迷。在他神志还清醒时，一次我抚着他衰老的手，问：“我现在说《广州文艺》的事你还明白吗？”他点点头，于是我告诉他自己当副主编了，会配合主编岑之京，努力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把文学杂志办下去、办好它。还顺便告诉父亲，筹款出版的三色堇影集，售书款已抵消小家付出的两万元，其余五万是企业和友人资助，我没亏本，影集反响很好。父亲听着，眼中有我熟悉的光，两个消息都让他满意。数月来上下班都经过父母住院的中山三路，一回回热泪盈眶。母亲走后父亲也走向人生终点，爸爸妈妈请放心，女儿会按你们言传身教做人的。

（《家庭》主编柳明和《作品》主编杨干华均已去世，两人生前分别为我三色堇影集照片题诗，截图发表在本文最后，寄托我对文友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