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涛读二年级时，一次算准出差满一个月，妈妈今天该到家了，可是我当天没回广州。次日他回校参加升旗礼，听着校长讲话暗暗落泪。中午回家仍未见我，不禁在日记写道：“妈妈没有回家，她是不是死了？”傍晚放学，感觉妈妈回来了，咚咚咚跑上二楼，扑进我怀里，眼睛笑得像弯月。周日我俩结伴逛街，嫌坐公车人多气闷，就从中山一路走到中山五路。我俩腿都较长，就此养成步行习惯。我工余接些校对、编辑活，赚到劳务费，手头宽松，就请儿子进新兴的美式快餐店，买汉堡包、薯条、奶昔，而我往往只喝杯饮料。有时母子俩上茶楼，任儿子吃虾饺、烧卖等等，最后还在东山口买冰棍，两人边走边吃，心满意足地回家。周日下午睡个饱觉，下周就有精神了。

       随着同事们退休、升职、出国、调离，剩下的编辑减少，我逐渐成为业务骨干。1986年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我1972年进入阳山县文化局搞创作，此时从事文字工作15年。当编辑后我曾参加暨大办的班，每周去中山四路的电大上几课。为节省时间，我傍晚从环市东坐车到仓边路，在小店吃碗竹升云吞面就走。课后坐电车到东山口就收车了，只能独自走回梅花村。出差期间缺课没法补，忙于看积压的信件，立即要当班编稿，电大作业完成不了。我征求父亲意见，要不要继续拼文凭，他说，如果当教师就要文凭，如果写作就不需要。作家不是靠大学培养的，学完那些教材，写东西就难有个性……我答那就不图文凭了。参加职称评定要懂外文，我在广雅学过6年俄语，不过20年后已忘得七七八八。省新闻出版局组织外语补习班，我恶补了俄语，看着教材似乎捡回若干知识。记得考场很大，考生按英语、俄语、日语等不同语种分片坐。我很快就把俄语试卷做完了，检查了两遍没发现啥毛病，觉得干等收卷没必要，就起身去交卷。与我同时进电梯下楼的，还有另一位女考生，我们是最早离场的。

       我不时带青年文学月刊回家给父亲浏览，有《萌芽》、《青春》、《芳草》等，都各具特色。父亲说，还是《广州文艺》办得更活。1988年我说主编李树政调走了，正物色新主编。父亲说：“你也可以做主编。”1988年12月1日，41岁的我接到主编高乃炎填发的聘书，受聘任助理编辑，亦即初级编辑。大学毕业刚入职的年轻同事，也是助理编辑。听了我的陈述，父亲神色凝重沉思良久，说：“中国这样做出不了人才的。”又说：“如果在《广州文艺》发挥不了你的才能，可以跳槽。”我解释道，《广州文艺》和市文联为我作过努力；我不是为职称干这行的。这是我热爱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单位。

       阿波没有我幸运，为陪我回广州安家，他放弃了湛江工程处技术员工作，离开海滨的楼房住进广雅科学馆顶层杂物间；接着与我带着儿子住进梅花村，陪我父母过晚年。他承认自己能进广雅确有“走后门”因素，被安排教“综合技术课”清闲，不受重视，也很无奈。后来调到较近梅花村的美术职中，也曾认真当班主任、教物理，还组织摄影兴趣小组，似乎找到发挥潜质机会。不料1989年摄影展板个别照片敏感，与领导有分歧闹矛盾，校方准备调他去沙东中学。他想自己并不喜欢当教师，何况离开名校广雅越调越差，干脆转行，于是进有线电视网当技术员，和年轻同事一起，挨家挨户动员落实装网线。这样的工作倒符合他自由天性，但旁人听起来比当教师差一截。我从不计较这些，也不会看不起他，彼此相处依旧。但易文锋1988年那封匿名信，在我俩之间投下的暗影不散。

       远涛很听话，不用父母操心。他读梅花村小学，脖子上挂着院门钥匙，放学不乱跑，自己走回家。孩子都有叛逆期，碰上喜怒无常脾气怪的班主任，儿子成绩下降、情绪不佳，阿波有次拿起鸡毛掸打他两下，远涛本想下午不回校，坐车去杂志社找妈妈，后来还是没去。我早出晚归忙工作，还要关顾父母，加上1989时政成焦点，我没细心体察儿子心事。我是四月末生日的，1989、1990，1991，每年四月前都阴雨连绵，我心头也水汽弥漫。1991年1月4日，女作家三毛自杀，听闻噩耗，深感震惊。自己四十出头已望不到前景美好，夫妻关系难以修复，每天尽女儿、妻子、母亲义务，过下去又能好到哪里？某日，记不清是要催远涛做作业，还是因为别的事，我忍不住落泪，对儿子说，你这样妈妈活下去也没意思，三毛都自杀了……

       很多人称赞我记忆力好，但我却完全记不清起因，以及自己的原话，可见又是选择性失忆。然而，10岁的远涛记得妈妈说到自杀，这件事给他稚嫩的心灵留下了创伤。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夫妻关系有裂痕，再如何掩饰，孩子也会察觉，而且孩子越长大越敏感，大人在孩子面前演戏没啥意思。我的小家还能用得上“幸运”这词，是因为三个人都很真，也很善，否则就不会在1992年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