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亮说：“运动着的事物都有惯性，编辑也会有惯性，就是喜欢编发自己偏爱的题材和风格的作品。办好‘滑浪风帆’，编辑就可以和作者、读者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去开拓生活的各个层次。1985年上半年，‘滑浪风帆’已发了五篇小说，听到不少截然相反的意见。我当责编那篇《走出青楼以后》，有读者不理解为什么要写一个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妓女，而我认为，那篇小说的题材较独特，描写了今天的青年未经历过，也不可能再经历的一段生活，维妙维肖地刻划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对读者认识社会、人生是有助益的。另外，这也是题材突破的一个尝试。”怀励说:“‘滑浪风帆’的作品引起争议，是预料中的事，我们特地在文末署上责编姓名，就是准备和作者一道呛几口海水。阿坚，如果你要发《车上没有座位》，我和方亮也许就得拿起笔来唱对台戏了！”

       我对三位同事说，且慢，我还是让作者对小说作些修改为好，倒不是怕滑向“左”或滑向“右”，而是希望作品能更成熟些，这也是编辑的责任。我立即写信给李佩甫，转达了编辑的不同意见，他觉得有参考价值。不久后我去郑州组稿，第一晚他就和我推心置腹地交谈。他说阿坚你为我一个短篇小说，写了几页长信，几乎成一个短篇了。他表示自己想站在时代的交汇口，重新看待历史和现实，写出局限性和复杂性，写出荒谬和真诚的混杂，写出历史的因和果。他根据这思考的结果修改了《车上没有座位》，稿子我带回发上第10期，获1985年度“朝花奖”且高居小说榜首。

       我与李佩甫一见如故，去他家吃小米粥如在自家，他用莴笋切丝加芝麻油、白醋、盐凉拌，翠绿色半透明的一大盘，好吃得很。次日我去《百花园》主编邢可家吃小米粥，特地买一把青菜上去，说广州人爱吃青菜，我出差在外吃菜太少，来他家做一盘解馋。结果端出来一看，切细煮久了颜色不绿，味道还偏咸，不免失望。邢可比我年长10岁如同兄长，在工作方面没让我失望。通过热情好客的他，我认识了河南一批作者，普遍比我年轻，都性格淳朴，大家除了谈文学还像朋友般相处。他们开车带我到黄河边，看黄河第一铁路桥遗址，领略母亲河风采。某个周日几位男士去钓鱼、打野兔，我刚好有空就跟车去。有人分散在鱼塘边专心垂钓，我呆坐无聊，把军用雨衣铺在杨树下，仰躺着望枝桠间的蓝天。白云缓缓移动，风吹树叶沙沙，我似醒似睡，度一段特别的午后时光。还有作者陪我去三门峡组稿，崭露头角的张宇，请我吃黄河大鲤鱼。活蹦乱跳的鱼不去清蒸，拿去红烧后味道浓重，感觉鲜味都盖住了。我还去过开封组稿，当地文友陪我看一个个古迹。20多年后，60岁的我与开封文友在博客重逢；30多年后，又因公众号与开封文友互相关注。

       青工陈铁军当年与我通信，得过不少鼓励。2013年夏他闻讯骑车来见，和寇云峰请我吃饭、喝酒，向我赠书。我俩忆起某年冬季，他见我床头柜上有半瓶酒，以为我能喝，请我在“大三元”吃饭，要了瓶白葡萄酒。两人初见却不陌生，酒很甜，我没吃啥垫底就喝，不一会就醉了，吐一地好狼狈。他送我回招待所，才问清那酒是另一作者喝剩的。记得郑州的雪很大，而文友的热情如火。我同样回报以热情，于是赢得信任，获得好稿。

       张波不是郑州作者，我在湖北文讲所初识他，那时他属武汉军区。此后他两次来稿都被我退了，他在《解放军文艺》获过奖，我一直要求他拿出“拳头产品”来。春节，他寄来雄鹰展翅的贺年卡，上写：“我想，我是会写出一篇让你通过的稿子来的。等着吧。”不久后他去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体验生活，行前匆匆来函：“前线也许偶然不幸，那么，这就是告别信了，但我总觉得我命不该绝，日后定会见面的。”读完信我心一沉，把它小心保存起来。我想，男子汉说话算数，何况军人。只要他平安归来，迟早会给我一篇好稿子。不知过了多久，我在郑州街头突然见一人酷似他，骑着车缓缓从我面前经过。张波家和单位不在郑州，怎可能在这里邂逅？于是我没喊。我写信问他近况，回广州后接信说：“那天你在郑州见到的正是我。这简直是有一点暗示人生的意味，人海茫茫，失之交臂。”后来他调到广州军区，任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介绍我与很多部队作家联系。他妻子也是军人，写了篇小说，他送来我家，说是一位新人的习作，请我提意见。1987年初，张波送来中篇小说稿《鸽子鹞子》，作品以中越边境战事为背景，表达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小说在第五期《广州文艺》发表，获当年“朝花奖”，还被台湾出版界收入大陆优秀中短篇小说选集。

少林寺、龙门石窟、洛阳牡丹、黄河风景区、第一铁路桥遗址、三门峡麦垛：

2013年8月23日阿坚与李佩甫等郑州作家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