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事们都自觉投入工作，人员不算多，也分成两个编辑室以便轮班，不当班那个月就抓紧时间外出组稿。我1985年5月第五次到武汉，几位在武大中文系插班进修的青年作者来火车站接我。五月正午的骄阳热力逼人，坐在“老”大学生的自行车尾架上，进入绿意浓浓的武大校园，顿觉神清气爽。插班生下午有课，我抓紧时间去“作家班”。那批学员都是颇有名气的中青年作家，不少人在《广州文艺》发过作品，有几位还获过“朝花奖”。现在，他们多转向以写中篇、长篇为主了，但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都答应有了合适的短篇或小中篇，会给我刊的。“《广州文艺》是家有影响的青年文学刊物，办得很有特色，很有朝气！”听到他们的称赞，我毫不掩饰自己欣慰的笑容。

        看着大学生在武大校园翩然来去，我想，如果没有十年浩劫，我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学姐。1966年5月我在广东广雅中学毕业，开始分类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同学都认为，按我语文成绩应能考上。动过报考武大图书馆系的念头，觉得和书籍打交道不错，后来明白管理图书严谨枯燥，和单纯看书是两码事，就不再考虑武大。随即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连家里那大柜大柜的书都未及浏览，“造反派”就把它们抄走、烧毁了。父母分别被关押五年，我和未成年的四个弟妹，只好各自在社会大学里，读人生这本严峻的大书。等我1983年当上《广州文艺》编辑时已36岁，而学历只是高中。作者们尊称编辑为“老师”，我是比许多青年作者阅历丰富，但要当“老师”，还须不断充实提高。一位大学青年教师把他参与编辑的理论书籍寄来，让我“放在手边，得空翻翻”，一位部队作者写信说：“送你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希望对你的工作有帮助。”作者们不注重我有无大学文凭，但要求我有真才实学；他们希望我不但具有五六十年代的编辑作风，还具有八十年代的编辑思想。

       星期天，六个中文系插班生与我结伴，用单车载着我，铃声叮当，直奔磨山。开怀畅饮，诗兴顿生。有人饮酒过量呕吐，我掏出手绢给他擦拭，后来他写信致谢，说手绢洗净留作纪念了。归途中，七人被漫坡野菊花迷住，下车采撷，留影。朵朵黄花，阳光般跳跃在我们胸前、肩上，点缀着我们的车头和挎包。这支变得年轻了的自行车队驶近了武大侧门，阵阵更年轻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看，夕阳辉映的东湖金波荡漾，嬉浪的男女青年身穿艳丽的泳装出没其间；白色的水鸟扇动双翅飞向高远的蓝天；岸边的梧桐慈爱地俯向湖面，荫庇着在绿茵上依偎、拥吻的恋人；错落有致地散停着的自行车，显出了少见的轻松、自在……这欢乐、自由、安宁的画面又一次使我百感交集。

       昨天我和作家班的谭元亨已来过这里。他比我低两届，“文革”中身陷冤狱，受过几年折磨，留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住集体宿舍比一般人更不适应。最令我同情的，是他33岁仍孑然一身。我和他在湖畔沉默着，聆听着人们无拘无束的畅笑。你不得不承认，春天是属于他们的，而自己已步入人生的盛夏。谭元亨习惯地蹙着眉，但没有叹息，也毋须安慰。当时他已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仍在不倦地笔耕。（我写本文时搜索到：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家族背景显赫，祖上是广州“十三行”八大家之一。至今已出版文史哲工各类著作逾100种，主持了《广东客家史》《客家文化大典》《广府文化史》等项目，并多次应邀在欧美、亚非十多国进行中国文学和客家文化的讲演，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

       东湖的傍晚给我的印象是特殊而强烈的。夜里，学生宿舍像个蒸笼，我干脆起床看稿。在这万籁俱寂之时，一定有许多作者也在用功。几天后我在汉口见到一位同龄人，她向素昧平生的我讲起她刚完成的中篇小说，讲起她第一位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含冤而死的往事，潸然泪下。接着我去潜江县看望油田的一位作者及其家属，他妻子在那疯狂的年代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反复发作，只好提前病退。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如牛负重，在业余创作的路上艰难前行。中国这代中年作者经历过何等险恶的风浪而不甘沉沦啊！我理解他们，就像理解自己一样。我不能和各位作者见面，不能详知他们的具体经历，但他们一旦成了我联系的作者，原先陌生的姓名就会逐渐变得亲切。大年初一有位战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猫耳洞里写信拜年，他问：“阿坚姐，您此刻也许正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我回信：“年初一早上我回编辑部值班，先给外地作者写信，接着与来访的外省作者面谈。”我希望自己在繁华大都市里从事编辑工作的实况，无愧于我各行各业艰苦奋斗、认真工作的作者。

       错过青春岁月的我们，一旦有机会舒展身心，就迸发出充沛活力。武汉作家胡发云与妻子李虹，第一次见到我是1985年，我在湖北省作家代表大会上约稿。那天他俩走进我房间，三人很随意地聊开了。李虹是广电系统的编辑，当过军人，年轻美丽，神采奕奕，化着淡妆，还挂着细细的项链。说起“文革”、知青生活，我滔滔不绝。末了，胡发云说他正写一百个老三届的事，还没写到当编辑的，希望我算上一个。我说，口头怎么讲都无所谓，写成书面就免了吧。下午李虹又来，说：“发云去北京了，叮嘱我再来争取，如果同意我们就录音吧？”我还是没答应。她说：“我们都很喜欢你。”我问：“为什么？喜欢我的单纯？”她答：“不，这个年龄不再是单纯了，而是率真。”夫妻俩都比我年轻，但也许第一次的印象深刻，发云又是个细腻温情的男人，每年联名写贺卡，都用大哥哥般的口吻。1990年12月24日贺卡，写的是：“阿坚：永远的小姑娘，永远的活力与梦想。”落款一如既往是“发云、李虹”。他俩的相知相爱从每一细节上渗透出来，所以我在李虹病逝后，发表《天上人间不了情》表达心意。上世纪80至90年代，发云着力关注中国知识女性命运。他曾在深圳一家女性刊物任职，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生活中，他心胸坦荡地和女性朋友交往。有位演员出身的女作家婚变后心情黯然，李虹让发云多去安慰陪伴，顺便帮忙做些杂事；年轻的小夏离婚后，父母离休迁回原籍，她独住军区大院小楼情绪波动，发云会从武昌过汉口开导她。有时给李虹打声招呼不回家了，在小夏家过夜，第二天就近回武汉市文联开会。

      小夏家那座独立小楼环境幽静，院内葡萄藤蔓缠绕，青果累累，她不时邀文友去家里做客，葡萄诱人却未成熟，很酸涩。董宏猷笑言：“这是永远的青葡萄！”后来他为我一幅照片题诗《夏天的童话》，诗中写道：我们的青春是永远的青葡萄/为着我们没有童话的春天”。我和武汉作者们在青葡萄前合影，那时大家对文学充满热情，觉得生活会苦尽甘来，前程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