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2年五一节当晚，向阿波说出白天接待了丁逸凡父子，承认自己有三个月心绪不宁，但已极力平静下来，要和丈夫儿子好好过日子。如此坦诚惹来丈夫恼怒，明白妻子产生过外心，若不控制将影响家庭稳定。但我和他都爱儿子，都不想扩大感情裂痕。有三几年我们的小家显得挺和睦，夫妻常带儿子出去玩，还拍了不少照片。去中山大学校园拍照用的是黑白胶卷，阿波自己冲洗照片。后来就买135彩色胶卷，去流花湖、中山纪念堂等室内景区，或一家三口去外地旅行都拍彩照。它标准设计容量是‌36张‌照片，阿波悭吝地安放胶卷筒，尽量少拉出胶片，每次摁快门也小心缩短帧间距，所以总能“偷”到卅七八张。当年他还没学冲放彩照，要花钱去专门店冲放。我们买了日本全自动相机，俗称“傻瓜机”，我每次出门组稿都带上，请作者为我留影。

       不久前我发表第116篇回忆录《相约20年》，远涛在豆瓣转发时写道——

       母亲很多年以后才告诉了我这段故事，听了也真是感慨万千……无论如何，当时她是不忍心放弃或委屈才一两岁的我去进行离婚。后来那些年，她和我爸爸也做到了尽可能让我在被爱、有安全感的环境长大，但是父母不相爱就是不相爱，孩子知道，越来越知道。这段故事里有心理悲剧的许多元素，家母以为可以与人私约二十年后，以为丈夫会谅解她现时对家庭回心转意......她错在天真，昧于他人心理。可是谁没天真过？尤瑟纳尔曾写，人生大事面前我们都稚嫩如处子。（引文完）

       我小心地维护夫妻关系，但仍不时触发危机。我家搬到梅花村不久，我参加邮局主办报刊读者活动日，与某报社记者林力生（化名）偶遇。我在丁逸凡海珠北小院见过他，当时他借调到丁所在机关搞展览，他俩都喜爱粤剧，比较聊得来。林和我都做过知青，他得知我父亲是粤剧《山乡风云》编剧之一，和我就更有共同话题。后来他发现丁逸凡神情落寞，了解情况后自告奋勇来杂志社找我，说你们1960年入广雅，至今22年的同学情谊很珍贵，怎能说不来往就不来往呢，多可惜呀！你俩保持同学关系，其他感情把握尺度，不妨碍各自家庭就行了。我答，谈何容易，正因双方都无法做好，才需要如此“绝情”，你不必劝我了。这次林重见到我，听说我回父母身边陪双亲养老，就抽空来做客。他曾陪我母亲看望工艺界老师傅，母亲对他印象不错，再次见面聊得挺开心。

       晚上阿波听说林力生来过，立即问：“他又来帮你和丁逸凡传情？”我：“他早回报社了，和丁逸凡很少联系。”波：“丁逸凡离婚了吗？”我：“没离婚。妈妈来和他住，帮忙照顾孙子。”波：“如果他离了婚，你又起念头和他过吧？”我满腔委屈：“我都说过安心和你、和涛涛一起了！”波大声说：“谁知你心里怎么想！”我：“这么晚，你大声讲邻居都听见了。”他带气地答：“就要让爸妈和邻居知道你做的事！”我默默掉泪，他不再作声。

       平心而论，阿波个性强、脾气倔，但我们不提起丁逸凡，夫妻带着儿子出门，旁人看是个美满小家。正如丁逸凡夫妻分居，在公众面前还不是牵着儿子小手同行？阿波对我工作是支持的，我出门组稿要靠他守家，庆幸有他做后盾。夫妻爱情不能强求，亲情是巩固家庭的粘合剂。父亲年过七旬身体尚好，我会请外地作者来家里吃饭，父亲乐意和年轻人谈文学。我还带回青年作者中篇小说稿给父亲看，过后将他的评价转告作者，增强后辈写作的信心。来做客的都是外省作者，远涛好奇地听公公、妈妈和客人交谈，随后作者又跟我回房间继续聊。某日远涛问：“妈妈，凡是讲普通话的人，你就叫他‘作者’，对吗?”我哑然失笑，告诉他“作者”是会写故事的人。妈妈负责和外省作者联系，所以他们来我家都讲普通话。爱问“点解”（粤语：为什么）的儿子说：“妈妈，点解有作者，又有作家？”我：“多数写故事的人是作者，如果写得又多又好，就成为作家了。”他似有所悟：“公公写得又多又好，大家就叫他作家。”

       编辑部分成两个编辑室轮值，同事们工作有张有弛，不当值的月份可以出门组稿。我积极出门，一来直接与作者沟通效果好，二来寒暑假带上远涛，让儿子开眼界，阿波也能轻松些。一次湖南作者们在南岳开会，我们母子坐火车转汽车赶上山，会议刚结束。我俩走进餐厅吃午饭，然后跟电视台编剧坐车下山。说是上过衡山，其实只望了一眼风景，什么印象也没留下。狼狈的是面包车开到湘潭就没多少汽油了，司机为省油，凡是下坡路段都轻踩刹车，控制速度，而我心里挺紧张，生怕出事。幸好车子平安抵达长沙，下车时那编剧突然说：“糟糕，皮鞋落在衡山宾馆了！”我们一看，他脚下是宾馆的拖鞋，不禁哈哈大笑。他说唯有打电话看请谁把皮鞋捎下山了。

       上篇回忆录写到远涛跟我去常德，出席周立波作品研讨会，回答大人问话说：“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事情！”还有后续：大家午饭后走在周立波故乡田野上，远涛问：“点解咁多人来开会？”我答：“作家周立波是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坏人斗，现在大家来开会纪念他。”远涛四下环顾，记得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廊下避雨，问我远处矗立的铜像是什么，我说孙中山先生是大好人，大家就立起铜像纪念他。远涛还记得我让他向孙公公鞠躬致敬。“妈妈，点解这里没有纪念碑？”我略为思考，答道：“作家的纪念碑就是作品，只要他留下好作品，读者就会长久纪念他。”

       我曾应邀赴湖南邵阳开笔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编辑与湖南作者济济一堂，看得出主办方希望外界关注“湘军”后起之秀，多采用新人新作。那次我和大家乘船游了清澈的资江，到了被誉为“南方的呼伦贝尔”的邵阳南山牧场，牧场内绿草如茵，牛羊成群，颇有北国草原风光。我还和年轻作者们摘红柿，聊大天，夜里有人讲鬼故事，胆小的听众吓得不轻。我比邵阳作者们年长许多，但大家平辈般发展友情。几年后他们邀我带远涛去过暑假，母子俩坐火车到某处，来接应的青年陪我俩转客车。那年头为挣钱客车严重超载，一车塞满乘客勉强开动，到达邵阳县城已天亮。在邵阳停留的几天里，年轻作者陪母子俩逛县城，参观位于双清路旁资水、邵水交汇处的水府庙。那时用相机的人少，还要省胶卷，大家没合影。我打着花伞，请远涛用“傻瓜机”为妈妈在水边、墙下留影。

       后来大家坐车去新宁县住宿，上知名的崀山八角寨游览。中青年们都担心远涛爬不动山，不料他轻松地和我们一起登高，在山上合影。八角寨有座号称中国最危险的小庙，香客为讨吉利而去点“龙头香”，途中要经过50米、最窄处仅10公分的小径，两边都是深不见底的山谷。点香人要跪着从窄窄的“龙身”上爬到“龙头”，然后再跪着退回来，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很多香客花高价请当地人代为点香，我们在另一座山望过去，都心惊胆战。

       新宁作者热情接待广州、邵阳文友，大家抱着西瓜蹚水过河，在沙洲上谈笑、吃瓜。太阳下山后，再蹚过变得冰凉的河水回来聚餐。几十年后我已无法准确说出各位姓名，但相聚几天的轻松快乐，长久地留在心里。和作者交往多了，远涛某晚在家突然提了一串问号：“妈妈，编辑能干还是作者能干？你能做作者吗？你什么时候才做作者呢?”我向儿子解释说，有许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当作者，妈妈就为他们编稿子，让更多的故事印成书。等到妈妈老了，也许就会写点什么，那时妈妈就是作者了。“不，妈妈，我不喜欢你老！”儿子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妈妈，你又多了几根白头发。”说完，他把枕头斜放在床头，让我靠得舒服些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