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分别回到广州，此前各自在牢狱被监禁，在干校受管控的经历，无法一笔勾销，而是留下深刻创伤。父亲豁达坚强，熬到1979年10月25日，广州市委对“反地方主义”的案件进行复查，作出平反结论。他出任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担纲促进文革后复刊的晚报重生。母亲却被折磨得患上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在与丈夫子女生活中慢慢康复。1968年冬我家只剩14岁小妹留城，被迫从法政路“平园”搬到吉祥路。房间潮湿狭窄，父母回城后在旧桌椅、床铺、书柜间容身。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原广州市林西副市长关照，父母住进盘福新街某四楼天台加盖的套间。1983年晚报拟改善父母住房，征求意见时，母亲热切盼望返回“平园”，那是我家居住十几年的老宅，承载着全家的难忘记忆。但“平园”已数度易主面目全非，且不属省委管的房产，无法满足母亲心愿。

       晚报让父母去看梅花村19号，我也陪同前往。那是曾任广州市长刘纪文的公馆，由林克明设计，建成于1933年。刘纪文早年加入同盟会，曾赴日留学，后随孙中山回国，又随孙中山南下广州。他从1913年至1923年间，常随侍孙中山左右工作，协助司政理财。1931年3月，刘纪文参与组织广州国民政府。1932年3月，任广州市长兼广东省政府委员。我当年不了解刘纪文此人，只听说是国民党的市长。我们看到19号二楼墙壁斑驳、门窗破损，但父亲喜欢梅花村的清静，打算在此安度晚年。这是属省委管理的机关宿舍，由羊城晚报社作必要装修后，我和先生、儿子就陪父母搬进来。

       之所以是我们陪父母养老，是因为大哥、弟弟两对夫妻身体都不好，难以照顾父母；四姐妹婆家都有老人要照顾，唯独阿波是华侨孤儿，他正直善良，远涛温顺听话，我在杂志社工作，与父亲算同行，于是一家人回到娘家。为此，后来还放弃广雅分房机会，阿波调到东风中路的工艺美术职中，上班比骑车回西村近得多。1983年，梅花村还有许多幢风格迥异、中西合璧的楼房，被围墙分隔成一个个小院落。我家和另一位离休干部家，分别住刘公馆上下两层。楼下那家走正门用前院，上二楼的户内楼梯封死。我家用后院，“平园”前、中、后院加起来，面积是这儿几十倍。我家把原先供勤杂、保姆等人出入的后门，改为我家单独使用的院门。在天台加盖了厨房，哪怕子子孙孙都回来，也不愁没地方煮饭菜。为方便父母活动加建了大阳台，母亲在阳台栽花种草，连椰子壳也当花盆。她生于香港城市贫民家庭，寡母辛劳种菜卖养活孤女，所以她从小就十分勤劳。

       两岁多的远涛一进村就问：“梅花村点解冇（粤语：为什么没有）梅花？”我环顾四周也确实没见梅花，但绿化是不错的，只是“没花”（多年后梅花村种了一批梅树，冬季满树白花赛雪）。远涛喜欢问“点解”，我朋友杜老师曾笑对他说：“涛涛，点解点解，冇得解（粤语：没法解释）。”随着他渐渐长大，会向父母、外公提各种疑问，我们也尽量回答。刘公馆有几样别处少见：大片大片红色厚瓦盖的斜屋顶；与客厅壁炉相通的方形烟囱，我在这个真正的壁炉前拍过仿古照片；用结实木料做顶棚的尖顶阁楼，大木门一关就自成天地；从一楼沿石阶直下的偌大地下室，那里成了阿波与朋友们探讨摄影艺术的场所，我也常充当他们的摄影模特。父母住的东侧房间靠近大阳台，父亲常陪母亲出去看花木。前院一棵绿叶繁茂的白兰树，枝桠伸展过来，很让母亲喜欢。父亲拿起顶端破开叉的长竹竿，颤动着伸到枝头摘花，再把花朵摆满小瓷碟，用清水养着，在客厅茶几上散发香气。其实父亲鼻子长年不通，嗅觉不灵，香花纯粹是给母亲的。父亲始终最赞赏院内唯一的红棉树，它长在楼房北面靠近饭厅，每年春暖便燃起团团火焰，照亮了我们的家。

       住进梅花村后，母亲越来越敏感古怪，对邻居、保姆、陌生人怀疑、防范，后来对丈夫、女儿、女婿也喜怒无常。她见到对面楼房亮灯，就觉得被人监视。一个个保姆被气哭、辞工，我要登门道歉劝慰，如果劝不回就要找人接替。未找到人或保姆春节休假，我和阿波唯有顶上。冬天在天台厨房煮好饭菜，端到二楼饭厅和父母一起吃，过后又收拾碗筷上楼清洗，本身要上班，下班还要忙真烦。我已记不清教过多少新保姆怎么用煤气炉、高压锅、热水器，带她们去买油盐米面、肉鱼瓜菜，还要指点她们如何给父母特别营养，如何合理安排全家人伙食。我一向对文字敏感对数字糊涂，为当好父母这个家不得不格外操心，每天让保姆报账我登记。某晚保姆用客家话报账：“凤爪一斤……”我听成“红枣一斤”，问她一斤红枣呢？她答吃光啦，我再追问，才明白吃光的是凤爪（鸡脚）。我和保姆相处和睦，为她们读家人来信，听口述写回信，这很花时间，但既然陪父母养老，就要负起责任。父母工资、父亲稿费、我一家三口伙食费（四妹和女儿回娘家住同样交伙食费）是收入，伙食开支、房租水电、保姆薪金等是支出，每一笔我都要计算清楚。我不能让家族成员认为，我带着先生儿子回娘家是占便宜。

母亲1936年在香港加入共产党，担任过香港市委妇委书记、广东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她通过做女工工作，办女工夜校、组织女青年会活动等形式，发展女党员，积极联络上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调到广州恢复党组织活动，1949年再到广州领导地下妇联。1949年10月27日，广州市妇联成立，母亲是副主任。后调任卫生局副局长、手工业局和二轻局副局长等职，在每个岗位都做出贡献。她在卫生局任职期间，参与创办了广州中医学院。那时很多人看不起中医，而她鼓励大女儿报考该校。母亲在手工业局任职，筹办工艺美术研究所、服装研究所。服装研究所刚开始业务不多，她就带大姐去做连衣裙，剩余布料给我做半腰裙，让研究人员增多实践机会。母亲十分关注工艺美术师待遇，文革结束后，她让记者陪着登门看望，那记者告诉我，你妈妈上阁楼察看老师傅床铺。母亲留下的老照片中，她和单位同事、老艺人、外国宾客、昔日战友等等合影，多么从容大方、谦和有礼、神采奕奕！1958年母亲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成返穗，即受父亲“地方主义”冤案牵连，从此得不到提拔重用，后安排为市政协专职常委。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被捕入狱，母亲患上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却被当作装疯卖傻监管。文革使她命运彻底改变，晚年虽有亲人陪伴，但仍是悲剧结局。

远涛两岁多开始在公公婆婆身边生活，他小时候婆婆很温和，到他五六岁时婆婆才变的。她甚至发脾气操起扫把，将整桶垃圾倒在我房间门口。我已经想不起是怎么回事，但记得远涛被吓坏了。我忙向儿子解释，婆婆和公公是一样的好人，她是受“四人帮”迫害才有病，我们要尊敬她，让着她。阿波1967年就认识我，了解我父母情况，1974年与我结婚后，他对岳父岳母都很尊重，1983年住在一起也没矛盾。我们夫妻的表现，对儿子应当有正面影响。1985年暑假我去湖南组稿带上远涛，前往作家周立波故乡参加研讨会。午餐等上菜时，作家编辑议论时政，谈到周立波在文革中受批斗的情况。远涛在一旁玩耍，忽然有人说，以后的孩子会不知道这段历史，不信问问：“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吗？”远涛大声回答：“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事情！”在场的大人都愣住了，我也没想到未满五岁的儿子，会这样形容文化大革命。

外婆给外孙女看种在椰子壳里的花。

1958年手工业局转轻工业局时副局长曾珍与手工业局同志合影留念。

1958年12月曾珍与广州市二轻局同志合影。

1959年春曾珍陪同捷克工艺品代表团游览广州烈士陵园在中苏血谊亭前合影。

1960年曾珍与广州市手工业局妇女工作委员会成员合影。

1960年曾珍与广州市工艺美术老艺人合影。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广州市二轻局曾珍副局长深入“一缝”（后改名工农服装厂）做调研，与干部职工开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