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写到1983年湖北作者方志聪与我同上庐山，那是我首次与丈夫以外的男性结伴旅游。我明白志聪爱我，但更明白自己已婚，不能接受他的爱。他送我进火车站，一个在车上一个在月台，随着火车缓缓开动，指尖最后触碰，不得不分开，那场面、那感觉，一直萦绕于心。回广州后很快接到他的信，重申了对我的爱恋。我用他送的钢笔回信，还是不松口，只答应做好友。

       当年各地出版界活跃得很，作者花钱买书号自费出书成风。志聪除了继续写作，还花时间精力组织出版活动，也从中赚了不少钱。1984年夏，他来广州出差，请我们母子去佛山。4岁的远涛跟这位叔叔玩得很开心，叔叔手头宽松舍得买零食，爸妈就只是保证儿子晚饭后一个苹果，很少买零食。三人还一起去广州越秀公园金印游乐场。那是日本福冈市1981年赠建的青少年游乐场，有“高速滑行车”和“旋转秋千”，我怕头晕不敢上，而志聪陪远涛坐旋转秋千，儿子乐得哈哈笑。我还没找到母子在祖庙、金印的合影，只找出一幅我的单人照，那时我很瘦，在庐山的黑白相也很瘦。我和志聪在庐山、广州、佛山都没合影，可能一来想省胶卷，二来我不愿留痕迹。虽然我不是和他恋爱，但两人旅游合影，易被误为“婚外恋”。想起我婚前在阳山文工团，与何捷忠共同创作节目，两人确是知己，但明明是工作伙伴，局领导却认定我违反一男一女“五不准”规定，要团支部开会批评我，现在我不想再惹这类麻烦。

38岁的阿坚在广州越秀公园金印游乐场留影。

       1985年春，我去北京组稿，住地下室改建的旅馆，价格便宜。方志聪正好出差到北京，于是两人在首都会合。他还是带着借来的相机，用彩色胶卷为我拍照：九龙壁、故宫、景山、颐和园……他摄影技术一般，但用心陪伴，希望我快乐，而我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他已经离婚，是个自由身，但我并不自由啊。那批北京留影中，没有一幅我是笑的。八年后的1993年，我出版个人影集，请诗人作家为照片题诗，著名歌词作家郑南不认识我，但他为我北京留影题诗，仿佛看穿我平静外表下内心的暗涌。我像在“等待风起”，那撩动我心的风何时会来，将来自何方？心里没有底。志聪比我年轻那么多，与我又不在一个省，我劝他另找合适的对象。他不答应，希望慢慢感动我。

 

38岁的阿坚在北京留影，由方志聪拍摄。

     等待风起

            作者：郑南

不想重温翻过的日历

不愿检索青葱的记忆

你默然地等待风起

等待风 意外的信息

等待风 拥抱的亲昵

风会停在睫毛上 说

终于看到了第二个你

      我和志聪在北京匆匆告别，各有任务，我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组稿。当年自己也够胆量，直接找到军艺文学系，忘了首先是和哪位联系的。广州军区专业作家雷铎，1993年写文章忆述——

      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中，我与《广州文艺》的关系之发生，本是比较晚的——大约是1985年春天罢，有位女编辑到我所就读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组稿，那时候文学系荟萃一批军中青年作家，因而编辑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来的多了，大家便有些疲，但这回来的这编辑却有些与众不同，论年龄，该是我们的姐辈，却有一股少女式的青春活力与率真，一见面，她摸出名片来，用双手递上。“吴幼坚”，一个男性化的名字。名片那时在北京的文学圈子还没有流行，很新鲜。“叫我“阿坚’好了。”她很认真地说。约稿同样是认真的。有稿件往来以后，我们熟悉了。正好我太太调广州事有些枝枝蔓蔓，一次顺口和阿坚谈起来，她说：“我有个同学，可以帮忙，她去香港了，不过还常回来,我可以给她写信。”说过，连我也淡忘了，因为我和阿坚其时没有深交，偶而说说，也没寄太大希望。不想不久之后，阿坚来过两封信，专门谈我太太调动的事。调动虽最终没办成，但阿坚的真诚，至今仍令我感动。一个刊物办得好不好，在于稿件的水准高低；同是“拉稿”，有的编辑几乎“所向无敌”、“攻无不克”，据我感受，其秘密，共同的一点，在于真诚，而不在刊物牌子大小。有些赫赫有名的大刊物，编发的作品有时并不咋的，竟不及只有几个人经营的市级刊物《广州文艺》，究其因，在于和作者们没有真诚的心的沟通。

       在阿坚之后，我又陆续认识了岑之京、高乃炎、陈茹、司徒杰，以及已经调走的原《广州文艺》“后台老板”叶小帆，全都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无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风格：真诚。（引文完）

      去军艺文学系组稿之后，我联系的部队作者逐渐增多，海陆空三军都有。我当编辑挺有劲头，获得的好稿也多，工作进展顺利。而感情却很纠结，和方志聪若即若离。阿波早在我进阳山文工团时就说，文艺界的人感情丰富，你搞创作接触各县作者，会不会爱上谁呀？我答，我主动说有未婚夫，人家就不敢来追。事实也如此，两年后我嫁给阿波，他的疑虑自然消除。但我回到广州当上编辑，与更多作者书来信往，还有机会去外省组稿，情况就不一样。我骨子里向往浪漫爱情，与阿波实实在在过日子，我感觉有欠缺，有遗憾。我俩1968年“私定终生”，坚守承诺1974年结婚，当时对他的同情还在，而我期待的爱情却没多少发展。订婚时我说会对他负责一辈子，因此婚后不断告诫自己，别胡思乱想，就这样过下去。1984年，我们买了部日本全自动“傻瓜”相机。阿波小时候爱画画，但没继续发展美术爱好，44岁才拥有相机。我俩只有工资，没买股票、基金，仍舍得动用存款，先买傻瓜机，后买玛米亚，最后买尼康。阿波是有些艺术细胞的，从书上学摄影理论，又乐于实践，进步很明显。我们带着儿子去公园、宾馆拍照，有时也去番禺、阳江等地旅行，摄影是一项重要内容。若看我们拍摄的大量照片，这个三口之家是美满的。我家1993年出版影集《这一株三色堇》，以夫妻合作为基础，再加两百多文友题诗，共同完成了这件作品。关于影集，待另文细说。

       湖南“湘军”是我获得好稿的一大来源，我1982年冬初次出门组稿，1983年就有第4期李自由中篇小说《蔪蛇老人传》，第8期岳立功中篇小说《白果花，月色中盛开的梦》获“朝花奖”，还陆续采用不少湖南稿件。那些年，我去过长沙、衡阳、株洲、岳阳、益阳、怀化、吉首、凤凰、邵阳等地组稿，与各地作者建立友谊。湖北“楚军”青壮年多，我去武汉、宜昌、荆州等地组稿，同样结识了许多文友，不断收到他们的稿件。他们彼此关系亲密，常约在一起和我见面、吃饭、畅聊。作家唐镇1993年文章回忆——

       武汉地区写小说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不知道“阿坚”的。

       阿坚原名吴幼坚。

       十来年前，我还是一个盲目地自由投稿的文学青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知青生活的短篇小说，并无任何特定的原因便寄给了《广州文艺》。那时当文学青年是很幸福的，首先投稿就不用贴邮票，装进信封。把右上角剪个缺口就行。如果编辑没看中，三个月内保证退还你。

       我那个短篇不到两个月就退给我了。撕开信封一看，编辑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自我介绍是“老三届”，同时根据小说内容认定我也是“老三届”，指出了小说中低沉的灰色情调，最后又写了一首很昂扬的短诗，我很想在这里引用一下那首短诗，可惜我的记忆能力很差劲，完全想不起来了；而那封信我也不知道是在还是不在了，我没有老了以后写回忆录的向往，所以从没把来往信件精心收藏，但那时我确实是很感动的。一位文学青年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

       后来我好长时间没有给《广州文艺》寄稿，人家如此认真，我自然更不能草率。

      一个夏天，吴幼坚来武汉了，来约稿，住在航空路的一家饭店。于是一个晚上，我和五六个也许是七八个朋友一起见到了她。以后，她又来过武汉几次，而且每次都是夏天来。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什么老是在夏天来武汉，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想起我一直也没问过她。但对她其他的情况渐渐知道些了。

       原来她是著名作家吴有恒的女儿。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当她的父母亲锒铛入狱后，19岁的她便放飞到了广阔的天地，先山，后海，最后到《广州文艺》做了校对员，很快成为领导和读者双向承认的最佳校对员。搞好校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巧，认真就行。吴幼坚把这股认真劲儿一直带到了编辑的岗位。

       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由于她的认真，我本人是吃过好几次退稿的。但也由于她的认真，武汉的作家们成了获得《广州文艺》朝花文学奖人数最多的外地军团。（引文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阿坚去武汉组稿，与董宏猷（左二）、唐镇（左四）等作者在解放公园合影。

       方志聪在湖北某市上班，1986年夏，他为出版业务住武昌某招待所，得知我组稿住在汉口，他下午来接我过武昌，晚饭后一起回招待所。他住处有独立卫生间，而我住那旅馆条件差些。志聪说大热天在外面奔波，回来得先洗个澡凉快凉快。他洗完劝我也洗洗，省得回去忙乎。我简单洗完澡出来，见到他已躺在床上，招手让我过去，在他身边躺下。“坚，你知道我多想你吗？梦里都和你在一起。”说着他拥抱着我，亲吻嘴唇、脸庞，接着伸手隔着衣服抚摸我。他叫我脱掉衣服，我说不，他便掀起衣襟，修长的手指缓缓打转，给我温柔的刺激。我没有阻止他，闭上眼享受。过一会，他的手往下探索，我睁开眼说，不了，那是禁区，除了丈夫，谁也不能摸。我心里清楚，刚才我允许他做的已是极限。或许是我比他大整整七年，又或许我尚未答应和他相爱，他没敢要求更多。我俩平躺着聊到夜深，我起身要走。“坚，招待所这边没住客，服务员也不来，就在这儿过夜吧。”我说不行，万一查房说不清，一定要走（我也担心半夜他忍不住到我床上来）。

从武昌开往汉口的公交车已停开，志聪留不住我，只好陪我走过长江大桥回去。没记住当年我俩从招待所出来走到大桥，再过桥走到旅馆，总共走了多长时间，大约一个多小时吧。大桥被灯光勾出轮廓，在夜幕下显得宁静。日间车辆川流不息，如今只偶尔开过几辆，人行道更是冷冷清清。走到半途，我靠着栏杆往江面望去，航标灯随江涛起伏，闪着光芒，少数不眠的船只继续航行，船尾拖出一道道浪痕。 志聪挨近我，把我搂进怀里。虽然他身材偏瘦，但男人的热力可以抵挡江风。我俩默默地看了一会江景，又继续走，脚步刷刷，心情却不轻松。 到了旅馆门口望服务台，没见值班的人，两扇玻璃门虚掩着。志聪忍不住吻我嘴唇，“坚，做个好梦， 明天再见。” 目送我进门上楼，他才转身离开。 我这天确实累了，他独自走回武昌就更是又困又累。

       现在我才知道，在武汉民间有一种说法，情侣不要一起走长江大桥，否则很容易分手。志聪不是武汉人，他当时听过这说法吗？他能预感和我会分手吗？我没有告诉志聪，我与一个人有着20年之约，眼下离20年还远，但我必须遵守信约。

方志聪为我在北京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