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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武汉东湖与江西庐山(114)

(2024-11-23 17:18:51)
标签:

吴幼坚

77岁同志母亲

1983年去武汉组稿

与作者结伴上庐山

人生

分类: 岁月留痕情意在—往昔
【回忆录】武汉东湖与江西庐山(114)
题图  紫色鸢尾花象征自由与爱的吉祥并寓意着美好祝福,阿坚2023年3月23日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回忆录】武汉东湖与江西庐山(114)

【回忆录】武汉东湖与江西庐山(114)

       文学事业兴旺的年代,各地作者年长的宝刀不老,年少的初露锋芒。我刚当编辑时负责中南五省来稿,以及联系当地作者,所以组稿先去湖南找“湘军”,再去湖北找“楚军”。1983年9月,我第一次到武汉。此前我和部分武汉作者通信数月,但究竟请哪位接站已记不清。我刚走出武昌火车站,就见有位瘦高的中年人,双手在胸前扯开张小白纸(那是电报纸背面),上写:“吴幼坚”,我向他走过去,被他带到东湖附近一个招待所,见到了湖北省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们。主人安排我住进女宿舍,方便和学员交流、约稿。

       那时“楚军”的后起之秀尚待成长,还没多大名气。女学员很少,记得有来自武钢的池莉,来自恩施的叶梅,男的印象较深的有董宏猷、杨威,因为他们嗓子好,总在洗澡房里放声高歌,我们女的在门外等候,就免费听演唱会。有个叫野莽的容易被记住,我觉得名字与他秀气的外貌反差大。部队作者有张波等人,后来他调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当专业作家,是创作室主任,我和他就渐渐熟悉,并通过他认识了一批军旅作家。

       池莉当年未婚,长相娟秀,话语柔和。我俩晚饭后散步,聊文学也聊恋爱婚姻,内容很接地气。记得我发过她的诗歌或散文,她潜心写作大部头,《广州文艺》容纳不了。但这不影响我们偶尔通信问候,1989年4月她寄来母女合影,照片背面写道:“五个月的吕亦池向阿坚姨姨问好!亦池和妈妈  89.4.17”。池莉80年代末创作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被誉为中国小说新写实流派发轫之作。她现任武汉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主席团委员,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初识叶梅时我就感觉她很干练豪爽,后来才知道她父亲是随刘邓大军南下湖北的山东汉子,母亲是做过童工、性情刚烈的土家族女子,父母作为工作队成员,在山村进行土改时孕育了她。我当年和叶梅交流不多,后来她担任各种行政职务很忙,我也没敢约稿。几十年后上网查到,她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曾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奖项评委,作品入选国家出版基金。

       1983年那小小的文讲所,走出一个个有成就的学员,颇值得开办者欣喜。比方说董宏猷就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作家,“大胡子叔叔”,曾任武汉作协主席、武汉文学院院长。八九十年代,我多次去武汉组稿,与他及胡发云、陈应松、周百义、唐镇等畅聊。他给我寄新年贺卡赞曰:“你属于南国的风和太阳。”我离开《广州文艺》后,有几次去武汉开公益讲座,都与文友相聚。某次宏猷在外地组织文学活动,委托也是作家的弟弟宏量,和几位朋友一起款待我。我们把酒言欢,席间还与宏猷通话,他嗓音洪亮,中气十足:“阿坚,我们下次见!”我俩不时在微博相遇,知道各自热情不减地做着有意义的事。没想到他于2022年12月31日在武汉病逝,我们无法再见了。

       更多湖北作家是我在文讲所之外认识的,方方是这样,胡发云也是这样。两位都很有才华,很有个性。方方曾任《今日名流》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长江文艺》社长兼主编,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如今网络上找不到她的踪迹,但我想她不会停止思考与写作。我编发过方方几个短篇小说,隐约记得有篇是《一棵树》,写装卸工的爱情,形容爱过的人像一棵树扎根在心里。1993年我自费出版照片配诗影集,请方方为其中一幅题诗,她写道——

        总想成为一棵树

        把生命敞向天空

        在了无约束之地释放自己

        有风就随风而唱

        有雨就随雨而泣

        有阳光的日子

        就蓬勃出一片绿荫

        滋润焦渴的土地

        世界因我而风度迷人

       我一直在回味,在琢磨,慢慢悟出“树”蕴含的自立、自信、自尊、自爱,还有博爱。是的,精神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棵树。胡发云多年来与我数度深谈,彼此理解。他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上了大学,后来成为职业作家。他的短篇《追杀》由我做责编发在《广州文艺》并获“朝花奖”。他2006年的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e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引发巨大反响。九十年代他淡出文坛,2006年退出中国作协,湖北作协,武汉作协,并奉还作协副主席之类头衔。如今已搜索不到他的微博,唯有祝老朋友在人世间特立独行,永不言悔。

       我与湖北作家的交往,以后还会写。这里记一笔方志聪(化名)陪我上庐山。文讲所国庆放假,学员纷纷回家。我不知如何打发那几天,方志聪知道我没去过庐山,就发动大家和我去旅游。出发前他问,曾表示感兴趣的人都改变主意,只剩他和我,还去不去?我见他相机都借了,就答当然去!我俩在江轮客舱睡上下铺,对床恰好是郑州的李编辑,要上庐山参加江西某杂志笔会,难得有人同行,和我们聊了很久。次晨客轮到九江,三人乘客车上山。国庆节牯岭镇大小旅店都客满,李编辑叫我们跟他去笔会求助。我俩是自费旅游,本不想惹人注目,无奈只得自报姓名、单位,主人说:“相请不如偶遇,都是杂志编辑,来得正好!”我们分别睡在两间房的空铺上,连续两天早出晚归,去各条旅游线观光,第一晚还去了庐山恋影院。这家影院每天从早到晚只放映《庐山恋》,游客都乐意掏钱买票。

      在昏暗的影院里,方志聪握住我的手,凑过身子亲吻我脸颊。我退后一点,小声说:“别这样,不好。”散场后,他告诉我,他和妻子分居了,迟早要离婚,他喜欢我。我说我有丈夫儿子,家又在广州,不可能答应你,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第三天我们起得更早,抓紧机会走更远的路线。十年后江西作家南翔发表文章《阿坚》,写出他在庐山笔会初见我的印象(见本文附录)。第四天,方志聪和我下山,乘江轮返回武汉。买不到房间的卧铺票,只买到一张通铺票,另一张站票。回程满船是年轻男女,大学生模样的居多。我来月经腰酸痛,方志聪让我靠里睡,他通宵坐在床边,不时俯身看我,抚摸我的头发。一群女生旅游完正兴奋,叽叽喳喳笑闹不休。那年我37岁,方志聪30岁,如果不是我在场,按他活跃的性格,会和她们聊得欢的。我不敢和比自己年轻的外向男子深交,觉得他们受诱惑多,花心,而且我已婚,没资格要求别人专一。江轮驶近武汉时,扩音器传出李谷一演唱的《乡恋》: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听着深沉舒缓的旋律,品着细腻感人的歌词,我在甜美的歌声中,流下苦涩的泪。

       两天后,方志聪买了月台票,送我进站上车,把行李安放好。他送我一支钢笔,叮嘱我别忘了写信。广播催促送客赶紧下车,火车即将开出,他不得不下到月台。那时的绿皮火车玻璃窗能开,我们一上一下对话。他见我没有笑容,就说争取早日去广州看我。说话间,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启动。他伸手与我相握,随火车走动着,我俩的手从手腕,到掌心,再到手指,渐渐分开,指尖触碰,最后告别。我望着在月台挥手的方志聪,也伸手朝他摆动,心里明白我们没有共同的未来。

 


【回忆录】武汉东湖与江西庐山(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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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初方志聪为阿坚在庐山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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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作家南翔31年前旧作《阿坚》

       作者:南翔(19931026日发表于《深圳法制报》)

我创作经年,常相往来与未谋一面的编辑都结识不少,其中印象深刻者,阿坚算一个。

       记得那是整十年前的秋天,我在庐山参加一个刊物的小说笔会。那时文学正热,恰如窈窕淑女,为之争宠乃至献身捧心者伙矣。任何一个笔会都不外一群骚人墨客聚作一堆,吃好,住好,玩好,然后在腾腾烟雾神吹海聊中签名留念后会有期,再然后扎牢作为纪念品分发的台灯瓷器之类,拍拍屁股,风流云散。

       阿坚就是在这次会上结识的。阿坚是《广州文艺》的编辑,但她与我们这个笔会无关。她大概是一路组稿路过九江,顺便上了趟庐山,顺便就碰上了我们这个由别的刊物举办的笔会。准确地说,她与这个笔会的所有参与者都不认识,却像与所有的参与者都神交已久,而这个会看起来有一多半是为她准备的,因为她与知名或不知名的作者交谈起来,总显得比东道主更热情直爽也更语重心长。以至会议结束以后,大多数人迷迷糊糊的,吃了“东家”的鸡鸭鱼肉,拿了“东家”的64头青花玲珑瓷,却知恩不报地答应把稿子首先寄给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下山前的那个夜晚,漫山云雾鬼影一般飘进我们居住的湿漉漉的别墅,连续几天的会下来,把大家都开乏了,于是同时恍然:怎么一整天没见阿坚?至八时,阿坚回来了,一脸风尘、一身汗,脚上的一双小白鞋已成褐色。原来,她趁最后一天抓紧出去寻幽揽胜,居然徒步往返五六十里山路,登五老峰、下三叠泉。见我们都在等她回来谈讲,呷了一口热茶,她就坐在门口的矮椅上当仁不让地说开了。她的语调永远不紧不慢,普通话里略能听出一点广东白话的“咬文嚼字”。在一个话题与另一个话题的衔接过程之中,她流转自如,宛如一条小溪“接力”给另一条小溪之后,依然滔滔汩汩。我们听话的兴致与精神随着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的过去在衰减,到后来,我们疲倦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向她发出敦请: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吧。她不,她依然在兴致勃勃地谈讲,直讲到一圈人都打熬不住东倒西歪地响起了鼻鼾,她才轻抬瘦腕道:哟,都快两点了,我也要休息了。

       事后议起,都觉得此人不可小看,原本是我们以逸待劳,何以竟被她奔波了一天的瘦弱之躯给击败了?

       再以后得知,本名吴幼坚的阿坚,是广东知名的儒将、作家吴有恒的女儿,隶属老三届,生不逢时,屡屡搭车误点。编辑一做已数年,好稿编了千百篇,返顾依然一身寒素。新老文友来信,每有喜事相告,要么学历加深,要么职称增厚,要么乌纱垒高,而阿坚“无喜可陈”,只有祝贺而后的叮咛:别忘了寄稿寄好稿。

      1986年北京,全国第三届青年作家创作会上第二次见到阿坚,她自然是来约稿的,依然是一身不起眼的潇洒,依然是一副喧宾夺主搭顺风车的机敏与狡黠,依然是见人熟见人谈见人就让人觉得不把好稿给她就有违天理良心——到底,人们却不曾喝过她一杯茶!较之三年前所不同的,她随身带了几个精美相簿,里头偶而见及她的宠儿,却从头至尾不见她的先生——她解释说,她的先生在端照相机呢,怎么进得来呢!她走到哪里就把照片拍到哪里,雪泥鸿爪,历历在目——这其中,当然有许多是她的约稿对象而非她的先生所拍。你与她素昧平生么,她一开始就请你看相集,你还敢来什么寒暄客套或矫情,老老实实答应赶快给她写稿吧!

       今夏,忽收到阿坚寄来的印刷品,不是她的刊物,而是她自行策划、自筹资金、公开出版的个人写真集《这一株三色堇》,这本大16开共96个彩页的影集刊有她的320余幅照片,方方、池莉、陈国凯、梅绍静等250余位华文作家和诗人为之配了270余首诗。据了解,一个普通的年过不惑的女编辑出版个人写真集,在我国尚属首次。捧着这本公开出版的影集,我瞠然良久。我也应嘱给她配诗寄去,但未料出得这么快这么漂亮这么堂而皇之,直让人欣羡之余又不免嫉妒。她为之破费不少。她说她想藉此给不屈不挠的老三届做个别样的证明。

       又有很久未见着阿坚了,不知她出去组稿,是否依然带着那只以备不虞之需的小折叠椅?是否依然带着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照片?是否依然见人熟见人谈见人就让人觉得不把好稿给她就有违天理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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