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木芙蓉（有说是湖南的省花）阿坚2024年11月2日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回忆录】初去湖南组稿（112）
我1979年7月进《广州文艺》，做了三年校对，1982年9月到小说组做编辑。与此同时，先后带徒弟姜小萍、林子敏做校对。那三个月特别紧张，生怕由于缺乏专业水准，看走眼错失好稿子。读到未达发表要求的来稿，要认真思考，斟酌用语写退稿信。小说组长周金灼说，可以用铅印退稿信，不一定都用手写。我想，如果一概客气地说“因版面所限未能刊登来稿”，对方得不到帮助，让稿子旅行一趟会失望。既然花功夫看过，有些还与同事交流过，还是写信坦言来稿优缺点供参考。主编刘家泽公开要求：“要像写情书那样用心写约稿信、退稿信。”我确实如此。有位湖南吉首乡村教师的儿子小黄，没考上大学但不放弃文学梦，写小说投给《广州文艺》，我回信鼓励他。第二篇仍不行，我要他再下功夫。数年后小黄加入湖南省作协，来广东打工又加入广东省作协。他想去《广州文艺》面谢我，我却已离开杂志社。后来，他偶然看到清远市文联《飞霞》列出：特邀副主编吴幼坚，不禁喜出望外，寄上19岁那年我两封退稿信请《飞霞》转交，证明他并非冒昧求见。他请我务必归还信件，说是“传家宝”，要让儿子明白父亲坚持文学创作，阿坚老师的鼓励起了关键作用。我同意他到家做客，去梅花村口接他，意外看到这年轻人捧着鲜花，路旁一群民工好奇地盯着，不知道他是我的作者。那时他已没在工地卖力气，而是进报刊社当记者，业余仍发表小说、散文。
是编辑部同事建议领导让我做编辑的，他们都热心帮我提高业务能力。《广州文艺》编辑主力是文革前的中学生，从初一到高三都有，都当过知青，彼此心灵相通，合作和谐。有人说“三个女人一个圩”，而我的女同事不喧哗，不八卦。蔡怀励懂评论我钦佩，因我形象思维好些，逻辑思维不强；彭泓冰懂诗歌我钦佩，诗歌也是我弱项。她俩的字都漂亮，我的字虽也有人夸奖，但自知缺乏功底过于随意。小说组陈茹热诚善良谦和，不因其父是著名作家陈残云有傲气；陆龙威与我都是高干子弟，家风正，人品好，“银铃般的笑声”是她可爱标识。男士中与我交流最多的是岑之京，其父岑桑代表作《当你还是一朵花》，是我中学常读的青年修养书籍。岑桑父子写小说各有千秋，吴有恒倡导“岭南文派”，对我说，之京笔下岭南风味比岑桑浓。之京是文坛新秀却低调沉实，甘为他人做嫁衣裳。方亮来自高干家庭，发过有影响的小说、报告文学。他身材容貌是“南人北相”，《家庭》女编辑想找我和他拍电视广告，以夫妻身份宣传《家庭》杂志，我觉得文化界熟人多，不好意思答应。事后告诉方亮，他呵呵笑道：“是呀，我俩出镜会被文友笑的。”他被选为“第三梯队”，升任市文联副秘书长，进武汉大学作家班深造。我去组稿时与他推心置腹，了解到他恋爱婚姻方面的矛盾心理。
儿子远涛两岁了，我们把他送进广雅托儿所。早上阿波抱着他走教工宿舍区小路，远涛都手指后门方向，阿波带他去西村买点儿零食，再折返托儿所，将他交给阿姨。一个小朋友坐一个痰盂，集体拉屎。有的小孩哭闹不已，远涛则乖乖的，阿姨说：“他肯听讲道理。”这孩子确实让父母省心，斗室内他的活动范围是大床，在被垛和枕头间自己玩“塞车”。我们买了部12寸黑白电视机，看电视我坐土沙发，他就窝在我怀里。买回的图书我要他自己看，夫妻俩都没给儿子讲睡前故事。
我接替同事负责中南五省来稿，按名单给作者去信自我介绍。几乎所有人都认定阿坚是男的，后来我组稿住旅馆，来访者敲开我房门，见到我立即后退，以为找错地方。得知我就是“阿坚”，不禁笑道：“坚字给人雄性感觉，何况你的字有力，写信语气也利落。”我反问：“强、勇、猛、威、壮……这么多字都给男性，女的用个‘坚’字就觉得出奇？我家有六个‘坚’，妈妈搞革命工作代号‘坚’，五个女儿名字也带‘坚’。”
1982年冬，我首次出门组稿。当时文坛“湘军”突起，我要去湖南找好稿。为节省经费买慢车票，下午在广州发车，途中停很多站，农民挑着农产品上下车，半夜也照样嘈杂。第二天清晨抵长沙，我拉着带轮的行李袋，顶着寒风走到八一路227号湖南省文联。进大院找到某栋某层某号，敲门。门一开，穿睡衣裤的男人看着陌生女客生疑，我忙递上刘家泽手写介绍信。他掩门叫我稍等，换好外衣才让我进屋。“吃早餐了吗？”“还没呢。”“就在我家吃？”“好。”他拿出馒头、稀饭、咸菜、鸡蛋，说妻子上班了，他待会领我入住招待所，再带我去《湘江文学》。我忘了这位热心同行姓名，倒记住另一位女编辑：刘芸。他们带我去潇湘电影制片厂，登门拜访莫应丰。莫的长篇小说《将军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发表较早的一部否定文革的力作，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他们还带我去见广东籍作家叶蔚林，叶送我一本小说集。
湖南师范大学颜昌海等学生，是与我通信的青年作者。他们请我到位于湘江西岸的学校开座谈会，先带我进男生宿舍吃晚餐。每个人都用饭盆盛饭，漱口盅装肉菜，还兴高采烈地喝酒。他们郑重其事通知校友参加座谈，韩少功也来了。当时韩已在文坛崭露头角，1980年、1981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在座谈中开口就说：“我没有读过大学，原先当校对，几个月前才当编辑。”年轻人想当然地认为，阿坚能在广州这座大城市当文学杂志编辑，肯定毕业于名牌大学，且有工作经验，不料我如此坦诚交底。接着我说：“第一次出门组稿，免不了记挂儿子，他才两岁多……”听者觉得阿坚是个重情的女人。大家聊得很热烈，散会后一群人陪我从湘江西岸走回东岸，直送到招待所。韩少功叫我“小吴”，我说：“你怎么能叫我小吴？你是哪年的？”“1953年。”“我1947年，比你大六年！”我说希望大家都叫我阿坚。我们踩着结冰的路面，雪粉飘落头上身上，心头却暖烘烘的。
周日，童年小伙伴关鲁雄来招待所接我，带我回他夫妻俩读书、教学的中南矿冶学院。我们坐公车到学院附近，再抄岳麓山的近路回家。多年没见，鲁雄结婚生子成熟多了，工作方面也承担了教研任务。他1967年在长沙“六六事件”中被对立派打至重伤：颅底骨折，鼻骨骨折，脑脊液溢出，若不是解放军及时救治早已丧生，哪有今日安稳生活？鲁雄极为珍惜捡回来的一条命，没有虚度光阴，后来成长为博士生导师，化工学院副院长。他妻儿在家，房子虽小也很整洁温馨。四人吃过午饭，夫妻俩送我去坐返程车。雪后的岳麓山路滑易跌，每到不好走的坎，鲁雄都要关照妻子，搀扶一把。他回头看是否要伸手过来，我忙摆手示意不必。在粤北阳山十年，多难走的路都踩在脚下。
随后我去岳阳组稿，找当地作家李自由。他带我去看冰雪中的岳阳楼，望着视野模糊的洞庭湖问：“你为什么挑冬季来？下雪没法乘船游湖了。”我答，我来是组稿，没计划旅游。李手头有刚完稿的中篇小说《蔪蛇老人传》，原准备给某文学双月刊，《广州文艺》毕竟以短篇为主，且他是头回与我刊打交道。但阿坚的诚意感动了他，为支持我这位新手，他将稿子交我带走。我马不停蹄从岳阳乘火车去株洲，没买到坐票，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站了几小时，跺着冻麻的双脚，看完叶蔚林的小说集。其中《大海知道他》叙说的是发生在广东一片诲滩上的战斗。游击队员阿兴面对企图活捉他的敌人，身中数弹后毅然跳海，他和战友们用生命护卫的婴孩活了下来。“没有一个人知道阿兴壮烈的牺牲；但是大海汹涌着，大海唱着永恒的歌，大海知道他。”这样的结尾叩动我心弦，车外白雪皑皑的原野，在泪光中变得模糊不清。40年前，我降生于这世界之时，父辈正与敌人浴血战斗。我是小说中那婴孩的同龄人，我可以不知道某个先烈某次哉斗，但我不可以淡忘为共和国的诞生前人付出的代价。阿坚，既然你活着，就要活得问心无愧；既然你当编辑，就要当得认认真真。
株洲负责接待的干部问：“你怎么元旦前就来了？株洲的蜜桔要过半个月才够甜，正好买回家过春节。”我答：“我来株洲是组稿，不是买土特产呀。”他们约来不少文学青年和我见面，至于作品能否达到《广州文艺》发表水平，就看各人今后的功夫了。株洲最有实力的作家是聂鑫森，
他初中毕业就到株洲市木材公司当工人，后来调《株洲日报》副刊部工作。聂的小说散文诗歌都写得好，获过多种奖项，书法、国画也很不错。这位工人出身的作家淳朴内秀，与我书信联系数年。1983年第2期《广州文艺》发表我小说处女作后，我对他说作者是位新人，想听听他的意见。聂鑫森认真阅读，回信对该作品予以肯定，要我转告作者继续写下去。
湖南之行结束半月左右，我接到来自上海的信件：“阿坚你好！我是《萌芽》的编辑魏威，负责联系湖南作者，同时写评论。近日到长沙、岳阳、株洲出差，每到一地都听说，《广州文艺》编辑阿坚刚来过。真巧，我好像追着你的脚步，总差一点没赶上。接触过你的人都说，你为人坦诚，做事认真，目前是新手，但会很快进步。《萌芽》和《广州文艺》都是市级文学月刊，存在竞争关系，但我感觉能与你成为朋友。”对方介绍了自己学习、工作情况，最后写道：“致以友军的敬礼！”我想，这位同行毕业于名牌大学，又在有名的杂志当编辑，对我会有帮助，于是给他回了信。那些年我与他通信并不多，但1988年10月，他应约评论我联系的空军作家新作，题目是《陶建军小说创作的一次蜕变》。评论发表于《广州文艺》1988年第10期，获1988年度“朝花奖”。
初次组稿带回岳阳李自由那篇《蔪蛇老人传》，经编辑、小说组长、副主编、主编几层把关顺利通过，安排为1983年第4期头条文章（后荣获1983年度“朝花奖”）。万事起头难，有良好开端，我当编辑更有信心了。
左起：陈茹、王璞、吴幼坚
卢慧龄（前）、陆龙威、吴幼坚
左起：余伯焜、吴幼坚、岑之京
左起：岑之京、吴幼坚、杨永权
姜小萍、吴幼坚
广雅校园留影：
三口之家的黑白电视机
长沙火车站
雪中岳阳楼
株洲站
阿坚首次去湖南组稿见到的部分作家：莫应丰、叶蔚林、韩少功、聂鑫森
童年小伙伴关鲁雄为阿坚拍摄雪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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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20:2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