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迁回广州任校对（106）

       父亲在高鹤县沙坪第二招待所写《滨海传》是1979年7月，此时他已接受广东省委任命，担任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羊城晚报》创刊于1957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办起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晚报，深受读者欢迎。文革之初被诬为“造谣放毒的旧报纸”于1966年底停刊。12年后，1978年12月，广东省委决定恢复出版《羊城晚报》，由吴有恒负责复刊筹备。父亲1958年被定为“广州市地方主义集团头子”尚未平反，省委领导三次与他谈，他大局为重走马上任。直到1979年10月25日，广州市委撤销1958年3月对吴有恒的错误处分，20多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既然投入办报，父亲第三部长篇小说写完，再无时间精力写第四部。省作协建议他找儿女协助，他如实回答：“七个子女中只有二女幼坚是搞文字工作的。”父母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回广州。

       我和阿波已适应湛江，而且住进海边新楼，感到很满意。可是父母年纪老了，父亲从不开后门用熟人，如今也破例希望我回去，我很难拒绝。阿波心地善良，陪我找工程处领导申请，用工人指标调回广州，自己找接收单位。阿波姐夫荣哥已从商店进入《广州文艺》做美编，他说单位有两个空缺：财务和校对，问我有没兴趣。我答：“财务我做不来，一接触数字就糊涂；校对应该可以，够细心就不出错。”荣哥找主编刘家泽，推荐吴有恒女儿做校对。刘主编说：“怎么又是女的？又是高干子弟？”老干部朱慕湛并不认识我，但她在旁说了句：“女的也未必不行，高干子弟也有表现好的。”刘主编说：“那就让她试试吧，不知她会不会把《广州文艺》当跳板。”荣哥答：“不会的，钢坚这个人很老实。”户口迁入父母家时，我填写姓名：吴幼坚；曾用名：毛钢坚。派出所查过情况属实，同意了。1966年“破四旧”时我改名换姓，13年后才能更正这幼稚行为。《广州文艺》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吴有恒？大家若称我“毛钢坚”会很别扭的。1979年7月，我成为《广州文艺》的校对。

     《广州文艺》编辑部在应元路（当时叫清泉街），这条路在越秀山下蜿蜒，西接解放北路，东连小北路，全长1381米。不过当年清泉街尽头是越秀山体育场，90年代中期才打通至小北路。编辑部马路斜对面是广东省科学院，院内有着广州现存最早古井——越王井（又名九眼井、粤王井）。相传是两千多年前南越王赵佗下令开凿。编辑部右面有三元宫，是岭南现存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道教建筑，它坐北朝南，在越秀山南麓依山而建，我曾进去看过，但对宗教建筑不感兴趣。我喜欢左面的越秀山百步梯，登上去就是中山纪念碑。沿应元路前行不远，是广州市第二中学。那时我只知道母校广雅1888年创立，不知道二中历史更悠久，它的前身学海堂书院是1825年成立的。应元路上最辉煌的建筑，当数巍峨的中山纪念堂，我们在它附近上班，仿佛能感应一股正气。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广州文艺》一群同事齐心办刊，我能进入这个集体是幸运的。

      下面这幅是同事们的合影，时间大约是1979年。前排左起：岑之京、杨家聪、高乃炎、彭泓冰、陈茹、吴幼坚、王璞、卢慧玲、陆龙威；后排左起：李树政、霍之键、方亮、刘家泽、朱光天、周金灼、梁建生、钟子硕、谭龙生、梁荣、詹忠效。这是我第一批同事，之后陆续有新同事，但这一批给我印象最深。

       就在我回到广州的时候，1979年7月，广东省文学院成立。这是由省作协原主席、著名作家欧阳山倡议，在全国最早建立的培养专业作家的文学院。当时面向省内招收作家，父亲相熟的老同志徐楚问我是否想入文学院，我说，我只为文工团写过剧本、编过节目，为工程处写过工作报告、通讯，不算青年作家。徐阿姨说，你写两篇小说，让你爸爸指导一下就可以了。我答急急忙忙写不出，就算被照顾进了文学院，别人指指点点很难听，自己压力大更拿不出作品。我觉得还是当校对胜任。不久后，东方宾馆人事部的老同学陈冰沙打电话到我家，说总经理打算请一个助理，听她介绍我的情况后想见见我。东方宾馆是为接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来宾而建的大型高级涉外宾馆。1961年叫羊城宾馆，1966年改名为东方宾馆。冰沙与我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同班，彼此知根知底，她认为我家庭出身、本人表现，包括身材相貌言谈举止，都够条件当国有五星级酒店总经理的助理。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冰沙很惊讶，你怎么还没入党？不过你要申请入党也不难。我说考虑一下再回电。我告诉父亲，不喜欢陪同领导到处去，上班就是迎来送往，讲客套话，哪怕宾馆名气再大，也不是我向往之地。父亲点头道，你更适合在《广州文艺》。我打东方宾馆总机转人事部，一拨通就传来女声：“您好，东方宾馆。”我顿时愣住，过一会才答：“请转人事部。”1979年人们刚走出打打杀杀的斗争氛围，还没听惯服务业温柔的语调。我告诉冰沙，自己不适合当领导跟班，也不适合商界应酬，多谢她的推荐。

       我一门心思做校对，上班不言不语，对照稿件看打样，逐字逐句包括标点都不疏忽。我特别留意编辑是怎么删改原稿的，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删改；增加了哪些文字，这样做起到什么作用。无形中等于“偷师”，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准。文革前我已在名校广雅读到高三毕业，而其他编辑的中学没那么出名，他们文革前多是初中生，但我心中有数：他们在省作协办的文学创作学员班读了两年，文学基础比我扎实，有人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还有人会写评论，而我没有这类创作实践，所以心甘情愿做配角，为杂志把好关，减少错漏。没有校对任务时，我在办公室翻阅报刊，连报纸中缝广告也浏览，有意多看些词汇，积累知识。有些作品写我陌生行当，比如建筑工地、海上作业等等，我不希望看稿时不知所云。一次我校对黄天骥教授的稿件，他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专家，但我发现有个字似乎错了。编辑将我的意见转告作者，黄先生确认自己弄错，十分谦虚地改正，后来还送一本著作给我致谢。主编刘家泽写字不按常规，很难辨认，他发稿前须请人誊正，否则排字工看不懂。老刘见我闲着就让我抄稿，一篇一篇又一篇，一字不差，他问：“人人抄稿都有错，你怎么就没错？”我答：“我边读边理解，联系上下文去猜你用什么字，往往都猜对。”

       那时我家已从吉祥路后楼下街，搬到盘福新街。原广州市分管城建、园林的副市长林西，决定在盘福新街干部宿舍四楼天台，加盖同样规格的一层，照顾一套给吴有恒。房屋地面是原天台的红色大方砖，比较土气，一厅三房，父母一间卧室兼书房，四妹五妹一间，弟弟一间，三妹住又小又暗的杂物间。我想，她较早搬到恋爱对象家住，我家地方狭窄条件差，是原因之一吧。三妹夫的父亲冯燊是粤中纵队政委，吴有恒的亲密战友，但冯燊在文革中受迫害，71岁含冤去世，没能等到文革结束，也无法预知与吴有恒结为亲家。我回广州后，弟弟借宿大哥家，腾出房间给我住。法政路平园与盘福新街五楼是云泥之别，但父母没有半句怨言。母亲健康情况渐好，可以操持家务。勤劳朴素的母亲，在大阳台种了昙花、菊花、玉莲等，在小阳台搭鸡舍养鸡。老红军特供食物也不过每月一只活鸡，要增加营养必须自力更新。鸡们长期关在笼里，身上不长毛。有只鸡逃出来，站在栏杆上，我们想抓它，结果它从五楼飞起又跌落地面。母亲胆大，捡回死鸡开膛破肚，家人美美吃一顿。

       父亲早上由晚报派轿车接到东风东路报社，傍晚送回家，晚上还加班写稿。60多岁的老人，工作时间比中青年还长。晚报向省委借10万元作为复刊经费；向南方日报社借一栋两层的危房做办公场所；在空地搭建一排简易平房，用作编辑部、校对室、排版车间等。没有印刷设备，报纸全由《南方日报》代印。父亲从四处召集失散的原晚报记者、编辑，28人艰苦创业。他在员工会议上，激励大家以“哀兵必胜”精神工作，终于在1980年2月15日，出版了复刊后第一张《羊城晚报》，《复刊致读者》由父亲撰写。他下班后若有空闲，我们会聊文学方面的话题，都不谈理论，只讲具体作品。那时出现很多电影文学剧本，比如《今夜星光灿烂》、《天云山传奇》等，我们会欣赏文字、议论情节。时隔40多年，我已记不清聊过些什么，但父女俩这样交谈，以前从未有过。

上世纪80年代初父母在盘福新街家中。

我回家住期间陪父母去外地参加活动留影。


广州三元宫




广东省科学馆

越王井

中山纪念堂

越秀公园南门百步梯

广州市第二中学旧照

东方宾馆旧照

羊城晚报复刊期间临时简易平房

《羊城晚报》复刊后第一次出报时刻，吴有恒（黑衣低头注视员工操作者）等领导极其关注。

吴有恒（左一）等领导欣喜地看第一张晚报。

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