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野曾临怜日暮，长河独往怯星沉。

             风流已歇无人物，道义谁传渺古今。

             漠漠云天过白鸟，萧萧木叶下丹林。

             岁寒或有春消息，只恐梅花瘦不禁。

       这几位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入另册的老人，无法不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着想，时刻关注局势变化。1976年清明前后，数百万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戴着黑纱、抬着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们张贴诗歌、发表演讲，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支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一以悼念为主的活动当时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我们在阳山消息闭塞，和我一起入文工团的知青余颖华回忆：“‘天安门事件’的日子里没有人能谈一下国家大事个人前途，我跑到从北京回来的张萃赵利平那里才知道那件‘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国人民。我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得知消息的，这次倒没有震惊。文革以来国家高层出过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刘少奇被打倒，我觉得难以想象，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吗？怎么可能长期隐瞒“叛徒内奸工贼”身份呢？第二件是林彪叛国外逃机毁人亡，我更为惊愕，他不是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了吗？一个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始终难以理解。第三件就是“四人帮”垮台。王洪文从上海一家工厂，升到党中央副主席高位，明摆着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真是利令智昏自取灭亡。但江青是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长期作为毛泽东夫人，不至于没受过良好熏陶。她到了老年竟利用文革机遇倒行逆施，不但祸国殃民，还使人生结局丑恶悲惨。这个人物的蜕变，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几十年后我写回忆录，仍觉得当年事有些理不清、写不明。我想，假若有孙辈问到我，当年许多的为什么，我还是无法让孩子真正明白。后人看历史书就能弄明白吗？也未必。总之，我是越来越希望离政治远些，再远些。

       打倒“四人帮”，父亲和老朋友都无比兴奋，可惜我当时不在广州，未能真切感受老人们的心情。

一九七六年十月作 

       吴有恒

连朝连日喜如狂，捉了江青张姚王。

早已国人皆曰杀，忽然一夜扫清光。

谁能此际不同乐，我欲高歌向太阳。

十月晴和天气爽，八方云拥护中央。 

阳山那样的山区，如果没有中央下达命令，上级具体要求，群众是不可能自发游行的。 广州就截然不同，请看余颖华的见闻——

       1976年10月，地处偏僻的阳山一如往常的平静。我抓了一只足有10斤重的大扇鸡（阉鸡），回广州探亲及到广州建筑工程学校报到。

      那天不知是心情好还是交通好，一路顺利，下午两点已到郊区新市。然而，不知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车都不动了，且完全没有通车的迹象。我的耐性历来很差，干脆提着10斤重的鸡从新市徒步回家。

       这次徒步近20公里并没白费，我真实地感受了人民经历的那一个历史时刻。原来那天是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天，全城的人都自发地上街游行，无组织的现象、没规定的口号和五花八门的横额标语更反映了人心的真实。我们这代人上街游行本是常事，但人们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自己真实的狂喜且尽情发泄却是久违了。

       我涌进了欢喜的队伍中，忘记了手中提着那只鸡，更忘记了几百公里山路颠簸的疲劳。我的第六感觉知道国家和个人人生都将进入新的阶段，尽管那时还不敢大胆憧憬和猜测……

       倒是不断有路旁人对我手中的鸡行注目礼，一路上不下十人直接问我的鸡有多重，在那里买，卖不卖。后来才知道，那几天举国上下同饮庆功酒，经济还没好转的年代阳山那十斤重的大扇鸡有多吸引人。（引文完）

       文革结束了，深受其害的人们终于能松口气，考虑眼下和将来。我和阿波结婚两年多，该设法在一起了。其时他已从应城石膏矿调到交通部广州航道局湛江工程处任电气技术员。1969年我曾向知青办申请调未婚夫来阳山，但他们回复两人未婚不能照顾。可能担心阿波是想离开湖北回广东，拿阳山做跳板吧。本来有人愿来穷山区教书该欢迎的。如今他调到海滨城市湛江，就不会落户阳山了。

       婚后的1974年冬季他来探亲，我把他领到自己的小房间，他放下行李就抱住我亲吻，我提醒：“门还没关呢！”四五家人共住一个展览馆分隔出的单间，隔板很薄很多钉孔且没隔到顶，和我俩在仰忠街珍姐家临时婚房差不多，各家各户都要小声说话。阳山冬季很冷，我体弱气血不足，每晚去食堂打一暖瓶开水，灌满暖水袋放被窝里，双脚还是冷冰冰的，整晚都睡不香。阿波来了就不同，他个头不高但身强力壮，晚上让我后背贴他前胸，侧身搂住我，很快就暖和了。他从湖北来，在衡阳下车买很多鲜鸡蛋，每只都用报纸包住码在铁桶里，从韶关坐汽车到阳山，一只蛋都没颠破。“有段盘山路好险，汽车一直上山，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悬崖，云雾茫茫，有些乘客都不敢看，我就放心睡。”“是呀，汽车要翻过广东第一高峰秤架山，你安心睡一觉，醒来就过了险境。”

      1975年夏季阿波再来，是从湛江回广州再坐车到阳山，公路没那么险了，却意外领教到县城的酷热。县城建在连江边，本该有河风影响较凉爽，但我们那栋两层楼不是坐北朝南迎江风，而是坐西朝东对着水泥球场。那时没风扇，房间又没窗，半夜热醒，干脆出门走上大桥。站在栏杆边望江水缓缓流动，江风阵阵吹拂，暑热顿消。站了好一阵，我俩未觉疲累，又沿着寂静无人的马路向西，走到渠化工程那边。我告诉阿波，有知青参加过渠化建设，和修筑水库一样，都是花大力气的辛苦活，比起在村里干农活，好处是能吃上米饭。“阳山最惨的就是吃不饱！前年我去你当工作队那条村参加夏收，干活辛苦不怕，就是喝麦羹易饿，从早做到晚都没饭吃。好彩你不用再捱饿了。”他要我申请调去湛江文化局，我答应试试看。我俩浑身舒爽地回到小房，躺下一阵又觉得闷热了。大房间原是展览馆，设计时墙上没开玻璃窗，只在近地板和近天花处，有百叶窗通气。墙外是久未清理的排水沟，此时，百叶窗透进丝丝带异味的风，我们渐渐迷糊入睡。

       1970年大学复课，由各地选送工农兵大学生。知青古汉岗、徐婉玲、卢学光、许光远先后回广州上大学，1972年，翟广、胡珊妮、何莲彬到韶关读中专。1973年有新政策，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选拔考试，再由单位选送。除我、沈苏民以外，未离开阳山的知青都参加了考试，且都考得很好。最后杨小杨、黄小励、饶建生、钟如芸、林碧影上了大学，章淑平、李志远、李穗立、陈子元、叶凤妹上了中专。李明1974年10月才赴上海读大学。

       陈挺与文工团同事结婚，1975年底在阳山生下儿子。我和颖华、珊妮、婉玲到医院探望。听说产房的磅坏了，珊妮出去找回一把称米、称菜的大秤，大家轻手轻脚地把襁褓里的婴儿放到秤盘里，小心翼翼地拨动铁秤铊，“七斤半！”大家都乐了，这是阳山知青的第一个孩子。1977年冬，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570多万人参加，录取27.3万人。陈挺毅然报考并成为华师走读生，有父母、弟弟们帮助照顾儿子，她专心读书，因成绩优异转为住读生，毕业时留校任教，后自愿回广雅教数学。颖华自愿离开文工团，调到基建局，参加建设氮肥厂的会战，在实践中学习建筑制图等本领，体会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重大，工程技术人员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还练就每天徒手爬上几十米高脚手架顶的本事。1976年，她成了广州建筑工程学校在职培训生，毕业留校任教，又赴西安深造，入华工苦读。陈挺与颖华的学习精神，确实胜过我。我没报考大学，因已结婚，考虑到阿波比我年长七岁，我应尽早过家庭生活，为他生个孩子。时任文化局领导的盛局长、罗副局长都是外地来的女性，很有人情味，理解我的心愿，便与湛江文化局沟通，商定将我调过去。

       28位广雅知青中，沈苏民是唯一扎根阳山者，1972年起在县城工作至退休。他拥有阳山第一台私人钢琴，亲自在家教女儿弹奏，还将她送进学校培养为幼儿教师。中年，他工余爱跳交谊舞，晚年，他玩熟多种乐器，还津津乐道孙女出国留学趣事。本来个人自传无须花那么多笔墨写他人，但广雅阳山知青这个小集体，从1968年11月10日形成，成员的命运就不能截然分割。我写到要离开阳山之际，还是想让读者多知道一点信息。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要由护理人员搀扶着站立。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工厂里举行声讨“四人帮”的集会。

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重新拉开帷幕。从11月28日到12月25日，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考生们身穿棉袄，两手冻得冰冷走上考场，这次高考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月。

旧阳山大桥北桥头

1969年国庆，广雅知青在县城毛主席塑像前合影（右一为吴幼坚）。

1974年10月李明赴上海读大学前在阳山县城留影。前左起：吴幼坚、余颖华；后左起：胡珊妮、陈挺、李明。

阿坚与李明

1975年夏，在阳山工作的部分知青在阳山大桥下留影。前左：沈苏民、徐声煜、胡珊妮、徐婉玲、吴幼坚；后左起：卢学光、陈挺。

几位女知青与文化局黄翩（左三）、何捷忠（右一）合影。

阿坚阿波在阳山县城郊北山留影。

阿坚在北山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