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季，上级决定新圩大队作为实行大队核算的试点。12个在新圩大队的广雅知青，都缺乏社会经验，认为大队核算比生产队核算进步，自然积极赞成。我在二队落户，被安排去六队晒谷。可能还有知青也作为信得过的人，派去其他生产队起“监督”作用。每天上午去六队，把稻谷担出禾堂摊开晾晒，经常用刮耙、板耙翻动，让谷粒受热均匀。随时留意天气变化，一旦下雨立即快速用推耙、扬铲将稻谷聚拢成堆，盖上塑料薄膜遮雨；雨停禾堂干了要赶紧摊开谷堆，抢时间晾晒。一天不知重复多少次，单调乏味而不能偷懒，因为稻谷潮湿易发芽，集体财产就废了。夏天太阳毒辣，晒谷扬起的粉尘沾在身上发痒，幸好我不属于皮肤过敏的人，熬到太阳下山，把稻谷担回仓库，就可以收工回二队洗澡了。中午在六队社员家里喝麦羹、吃番薯，无须交钱，大家对知青都很好。

       我只看到表面的和谐，而许光远掌握的情况比我多。全大队18个生产队，他所在的七队，还有六队、八队较富裕，社员担心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会拉低分配水平。他发现队里收获了一批玉米，并没有如实向大队报产量，而是把玉米送生产队猪场。当时的养猪政策是购6留4，即每卖出一头猪，6成肉按国家收购价卖给国家，余下4成归农民支配。而大队并没有规定生产队养的猪也要经由大队统一分配。生产队瞒报玉米产量，会导致从别队调拨玉米到七队。光远觉得这明摆着是拆大队核算的墙，于是就到大队告状去了。令他不解的是大队干部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可能这是他们预料中的事。一天，吃过晏后，队里通知开工的钟响了，他赶到文化室等待分工。社员们七嘴八舌，说邻近生产队都是如常敲钟，人却躲在文化室聊天，待到太阳没那么毒辣才出来糊弄几下，我们也得学着点，反正收成少了，就共产别队的。不久他又听到其他队的知青说，他们队竟然把大队分给的用于生产的化肥，分给社员种自留地。理由同样，即使农作物收成少了也不怕，可以共产别队的收成嘛。就这样，大队核算很快就走上了末路。头一年因为所分的还是生产队所有制下所得收成，故每工还有8角钱，第二年就降到6角钱。上级终于宣布终止大队核算。我们在学校学过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但却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道理。另外，下乡之初知道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殊不知他们身上也有糟粨，不是样样都值得学习的。

       大队核算终止后，我被安排到12队参加劳动，工余继续做学毛著辅导员、出油印的《农忙战报》。虽说12队离大队部挺近，但工余开伙、种地、洗衣都靠自己，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走路急匆匆。我舍不得丢工分进山割柴草，也买不起柴草，只能就近解决。先是把村子四周荆棘丛陆续割倒，就地晒干后拖回厨房储存起来。后来农民说，阿坚你割清了村边的簕棚，麻鹰飞来鸡仔都没处躲！又说，路口脱落的簕条会刺伤脚板。是啊，我拖回厨房烧火时也容易被刺伤。此后我就改变做法，趁午休戴顶斗笠去附近山坡割草、挖柴头。坟头草长得很繁茂，我一个个坟头去割，社员说，你一个女仔好大胆！数年后我从文化局抽到犁头公社做“斗批改”工作队员，公社散会后独自走夜路回村，清明前后坟包上白纸飘飘，我瞟一眼继续走路。社员感慨道，阿坚真是“胆生毛”！

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派两个女军人来新圩，找我调查有关父母的问题。我23岁了，她俩不比我大多少，挺友善，还来12队看我住的环境。听说我这几年晚上去糖寮或大队部，都独自往返于村道、田间，便问，你清楚大队共有多少地富反坏右分子吗？认得出是哪些人吗？ 我答，不清楚更没去认。两人替我担心，说这很危险，至少要不时变换出行时间、路线，不让阶级敌人摸到规律加害于你。我笑笑，心想哪有功夫变换，每晚都来去匆匆。

冬季，趁包菜便宜买半麻袋回来，每餐切几分之一，少油，在锅里炒软加盐做餸，喝麦羹，吃番薯。村里小孩对新来的我很好奇，每餐都有三五个来厨房看我，半月后女人们说，自家孩子天天回家都说，坚姨吃包菜。她们说你这样节省不行，可我依旧包菜主打。我的自留地在村边河旁，那是一条沙底河，流水清澈平缓，村人都来洗菜洗衣。我种的东西很杂，瓜菜豆薯粟样样有点。最粗放的是苦麦菜，总吃不完，我常在河边洗它一畚箕，村人问来客人了？洗这么多菜？我答一个人吃。知青们省下的稻谷都不卖高价，一人挑一担去粮站卖“爱国粮”。我也希望换口味，想吃玉米，走到自留地，捏捏这苞，不够硬，再捏捏那苞，好像可以，但剥开青皮瞧瞧，玉米粒还在灌浆呢，没舍得掰。瓜菜也这样，东摘一个，西摘一棵，回家像在二队时那样“一镬熟”。宣传队的陈运如对我特别亲，要来为我做好吃的“萝卜生”，她切好萝卜、加盐出水，又炒香玉米粒，用生菜叶裹住吃，味道清新可口。她还教我在自留地种番薯“乌骨企龙”，产量不高但色泽金黄香甜软糯。又和我一起挖又大又深的穴，里面垫满草皮泥，再种上槟榔芋苗，等它发芽长叶，土里的芋头也会长大，半年后就能带着大芋头回广州探亲。

春耕，田水冰冷刺骨，赤脚下去打冷战。我和社员一起铲田基、拔秧、担秧、插秧。蚂蟥专叮流血的伤口，还会钻进去很难拔出来。喝麦羹一肚子水，春水荡漾引起尿意，若要洗手回村太耽误时间，干脆入乡随俗，像社员一样找处田埂蹲下解决，顶多拿竹帽象征性地遮挡。男人驶牛耙田，田水里浮起指头大小的野慈菇。我知道它微苦，含淀粉，便收集起来煲粥，或单独做菜。很多小孩捉青蛙用稻草串着回家喂鸭，我想青蛙和田鸡差不多，就请小孩给我一些，帮忙剥皮斩件，我统统丢进粥里滚熟吃。不敢端详哪是头哪是脚，是荤就照单全收。渐渐地逢年节也像在二队那样，有人送来萝卜糍、碱水糍、酿猪乸菜了。究竟是哪家送的我分不清，收工时碗已摆在灶台上，大糍粑塞满菜馅，一碗盛一只。有时不止一两碗，来自不同人家，过后小孩来取碗，我说声：“多谢你爸妈哦！”我不清楚大人是哪个。开工时有人问那糍粑好吃不，我统统说好。大队会计黄河家在12队，一次他和基干民兵去打山猪、石羊，说要带野味给我尝。几天后我收工回家，一只大猫窜出来，我一看灶台上有个瓦钵，里面有几块骨头。后来黄河说这回没打到山猪，打了石羊，问我羊肉好吃吗？我才猛想起那是他给我尝的野味，偏偏被猫偷吃了，我不好意思直说，就说好吃得很！

我与阿波1968年确定恋爱关系，他去部队农场锻炼后就去湖北教书，我则去阳山务农。当年21岁的我表示27岁亦即1974年结婚，他比我大7岁，结婚时该34岁了。到阳山不久我就给县知青办写报告，申请调阿波到阳山。知青办回复未登记结婚不予照顾，于是我俩继续异地恋。这过程难免出现插曲，就说三段吧：一是在新圩二队，社员开队长儿子和我的玩笑，叫他帮忙犁耙我的自留地，他满面通红牵牛过来，不敢和我说一句话。队长夫妻对我也格外喜爱，我厨房离他家很近，他妈妈让小女儿捧一碗豆角饭给我，我说告诉你妈妈“多谢”，女孩回家转述“坚姨说多打”，把大人惹笑了；二是秀嫂领我回娘家桂花大队走亲戚，那儿有户人来自广州，估计是借“战备疏散”之名将所谓有问题的居民全家迁到农村。那家有个儿子戴副眼镜很斯文，最吸引我的是他穿件白汗衫，上面有红字“广州铁中”。他与我在村道上打了照面，可能他也感觉得出我不是当地人吧。我在秀嫂娘家落座，几个女人走来看我，想替我和那男子牵线；三是在新圩宣传队期间，在油坊工作的复员军人每天看见我，但两人没说过话。他忽然接到安排工作的通知，怕来不及表白就离开，托堂妹交信向我示爱……我全都谢绝，说自己已有未婚夫，在外省工作。

夏夜，我白天割稻晚上出快报已很疲累，从大队部走回村里，四处一片寂静，家家灯光都灭了，人们全进入梦乡，而我还没洗澡洗衣服呢，过几小时又要开工。我回屋用竹篮提着衣服、毛巾、肥皂，轻轻走过石板村道，来到自留地旁。这儿有个高坎，长着茂密的竹丛，如同一座屏障，高坎底下，河水浴着月光流淌。我顺斜坡下去，安放好竹篮，径直走进河里，慢慢蹲下，让清凉洁净的河水浸润全身。过一会再上岸，隔着衣服用手擦肥皂，又走回河里过清。之后赶紧回到高坎下，匆匆脱湿衣换干衣，再把湿衣洗洗就回家睡觉。也有些时候嫌换衣麻烦，反正身体和衣服的汗气已洗去，就一身湿漉漉地悄悄回屋。那一刻，天知地知心知，无欲无求无邪。不知有没人暗地留意过我这位女知青，而我后来每听到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脑际便会浮现这宁谧的画面。

近日我才得到这幅其他知青保存的当年广雅阳山知青在新圩公社门前合影（其中有个别是公社干部），吴幼坚在后排左八。

知青章淑平（左一）与社员一起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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