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新圩落户一个多月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天，公社组织我们学习这一最新指示。我们应要求写了倡议书，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好像还在报纸上发表了。1969年春节是2月17日，本来知青们想趁农闲回广州一趟，但由于写了倡议书，看样子就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可能知青各施各法吧，比如李志远是叫家里打电报到新圩谎称母亲有病，这样就可以写证明回广州探亲了。我开工三个月还没分红，若回广州要车费、伙食费，家里五妹只有15元生活费，我不能增加她负担，所以决定留下。余颖华的三同户像送女儿回婆家似的，尽其所能地把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拿出来：番薯、芋头、木薯、大豆，再加一只阳山大骟鸡。叶凤妹的三同户个子瘦小，却挑着凤妹的东西，翻过一座主峰近千米的大山，走四小时山路送她去县城。新圩农民去县城大多是走这条山路，因为坐车要绕一个大弯，还要过两个渡，多花钱不算，时间并不比走山路省。

       几十年后，杨小杨写出当时的情况——

       由于我的父母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我一夜之间从“红五类”出身变成了“黑九类”的子弟，想继续读书的梦想破灭了，想去农场的申请也未获批准，只有走到阳山插队落户这一条路了。到阳山的人不多，只有28个，但不乏“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之子女，像吴幼坚、罗伟平、李明、李穗立、胡珊妮、钟如芸等。不知其他同学的感受如何，自从我看到了这份阳山知青的名单，心里就像灌了铅一样异常沉重，不知乡下的农民和造反派会怎样对待我们这些“黑九类”的子弟？

       新圩大队支部书记潘石安虽目不识丁，但他为人正派，思想开朗，能团结人，用人所长，颇有大将风范。我们到新圩时，新圩大队正好筹备搞大队核算，知青的到来令他欣喜万分。他说我们有知识、有文化，可以帮忙搞宣传，搞核算，搞制度，因此，大队的各种会议他都让我们列席，对我们信任有加。我曾经问过他，知不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他说知道一点，知道我们许多人的父母都是知名人士，像吴幼坚的父亲吴有恒就很有名。我说他们都被打倒了，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他说这个他不管，“只要你们自己不是反革命，我就会信任你们。”

　　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知青们都筹划着回家过年。这时，县里突然来了个通知，要求我们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潘支书给我们传达了县里的通知，同时对我们说：“你们小小年纪就从大城市来到我们这个穷山沟，过年了哪有不回家看看的理由，你们不回去，家里也不放心啊！只是不要回去太久，过年后我们就要开始备耕了。如果真有不回去的就到我家来过年，我劏鸡给你们吃！”有潘支书的“庇护”，对县里的通知我们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春节前，新圩大队的知青除吴幼坚、翟广外都回了广州。（引文完）

山的那边就是阳山县城——摄于新圩，杨小杨提供。

       春节前，大队决定成立文艺宣传队，要我担任编剧导演兼演员。我说自己是校团委宣传委员，但分管广播站、广雅团讯，不分管文工团，不会唱歌跳舞呀！对方说，广州高中生哪有不会唱歌跳舞的？何况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光荣任务。就这样赶鸭子上架，我参加了宣传队，每晚从走马田村走去大队部排练。当时大队部在小街上，旁边是邮电所。冬天很冷，有时要烧柴火取暖，搞得室内烟雾腾腾。排练结束走出来，屋檐挂着一条条冰凌。队员多来自六、七、八队，回家路上有伴，我则独自回二队。石板路结冰滑溜溜，竹树结冰倒伏下来挡道，用手拨开时硬硬的，沙沙响，感觉很特别。

       演员全是没任何基础的农村青年，女孩子还格外害羞，她们夏天也不敢穿短袖衣，如今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手舞足蹈，简直无法想象。我只好鼓励大伙说，坚姐和你们一样是新手！我在广雅根本没跳过舞，唯有搜肠刮肚回忆“语录歌”、“忠字舞”和看过的表演，东拼西凑弄出几个歌舞，比手画脚地教他们。还加了些快板、三句半、相声之类吧，总之搞成了一台节目。那时我黑发浓密，女孩们头发稀疏，为形象整齐划一，我编辫子分五股扎紧，她们分三股还要尽量编松。不过我很快也因营养不良大量脱发了。

       我从1967年起三个春节都没和家人好好过，已淡化了过年这回事，分别给男友阿波、三个妹妹去信就算了。在新圩有没吃年夜饭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去过翟广那条村，吃过酿苦瓜、酿猪乸菜，应该也在自己村里吃到油炸豆腐、阳山骟鸡。而杨小杨对1969年春节有刻骨铭心的印象。他回到广州父母依旧杳无音信，加上满街都是勒令没有广州市户口的人赶快回农村的逐客令，于是他和李志远决定年初一回新圩。车到县城时近黄昏，去新圩的班车早已开出，走山路回去成了唯一选择。他俩初次走这条崎岖山路，肩背挎包，手提旅行袋，走得十分缓慢。后来在一户人家花五角钱买根柴棍当扁担，冒雨一路摸黑前行。多亏有了几个月在山区走夜路的锻炼，并且按“遇到岔路就走大的那条”的指点，没有走一点弯路。终于，看到了山脚下星星点点、忽明忽暗的灯火，判断那就是新圩了。两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跌跌撞撞地直往山下冲。

       小杨的回忆十分感人——

       从山上下来到新圩，潘支书家是必经之路。到了他家门口，我突然两腿发软，浑身发抖，直冒虚汗，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叩响了潘支书家的大门，他一见我们又惊又喜，马上把我们让进屋，催促我们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他的唐装。潘婶赶紧烧了一锅滚烫滚烫的姜水，让我们洗澡驱寒。潘支书说，今天是大年初一，你们到我家来过年，我一定要给你们劏鸡。我们洗完澡，潘婶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还不停地往我们碗里夹鸡肉，我哽咽了，止不住的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淌。

　　自从文化革命父母亲被打倒，我家受到冲击以后，我目睹人间百态，倍感世事炎凉。过去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可突然间就变得门可罗雀，有的人在街上碰到了，还装作不认识，避之不及；有的人头天对你还笑容可掬，转眼就横眉冷对，甚至可以拳脚相向。一次省委的“造反派”来抄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而打我的那些人，是我曾经非常敬重的省委机关的某些“叔叔们”。这些巨大的反差和冲击，使我真不敢相信人间还有什么真情可言！下乡前夕，我曾对一个要好的同学说过，只要乡下的农民不打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下乡以后的经历，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的看法；这个风雨交加的大年初一的夜晚，潘支书家里那滚烫的姜水和热气腾腾的晚餐，温暖了我那早已冰冷的心，让我重新感到人间真情的存在。（引文完）

       我也有与小杨类似的感受，就是获得贫下中农的信任，令自己愿意发挥聪明才智去为他们服务。春节后，新圩大队宣传队首次在公社礼堂表演。全队自费仿做草绿军装，农家儿女和一位广雅知青，破天荒登台引起轰动。探亲归来的知青问：“毛钢坚你什么时候会跳舞的？在学校时没见你跳过哦。”我笑答：“现在还是不会，鸡手鸭脚，没人会只好顶硬上。”1969年夏季开始大队核算，宣传队集中住公路旁的糖寮。开头我仍住走马田，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去糖寮排练。忘了是谁替我把家里的手风琴带到新圩，由擅长指挥的知青许光远负责伴奏，几位农村男青年也耍弄起二胡、箫笛、秦琴，宣传队显得正规些了。

       我就那么点料，哪能继续编舞教舞呢？陈挺曾任广雅文工团副团长，我连夜去连陂大队向她请教，记得学了两晚，收获颇丰。死死记住丁字步、十字步、交叉步等步法，手肘、指掌等要领，还记住内八字、外八字、男女对换、横移、穿插、高低等队列变化。回走马田要经过大片河坝地，经过几条村，我匆匆赶路，脑中不断回放学习情景。那时凤妹请假回广州，屋里只有我一人。点亮油灯找出纸笔，边复习边画火柴棍般的人儿，有头有四肢，标上自己才看得懂的记号，记录陈挺教的内容。之后还要趁记忆新鲜，把第二晚要教的舞编出来，必须区分男女动作，力求队形变化丰富……白天劳动间隙，还要在脑里过电影，免得晚上一片空白，面向队员大眼瞪小眼。就这样我硬憋出一批歌舞，还创作了小歌剧等节目。那时报上不时发表毛主席语录，宣传队要敲锣打鼓到各生产队去，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宣传队主要劳动是种菜。冬天，担着萝卜、包菜去七拱公社卖，有时还担去太平公社，山区农民会买一麻袋回家。挑重担走远路我还能熬，就怕过河上又高又窄的木板桥，每次心都提到嗓子眼。宣传队吃大锅饭，有时要进山砍柴。一次下过大雪不久，全队进山担被雪压断的松枝。男青年很快每人一担走了，我却未下山就头晕脸青，不知是贫血还是饿了。女共青团员陈带把松枝加在她担子上，陪我担着小部分慢慢走回新圩。

       宣传队曾带着小歌剧和歌舞参加县文艺调演。说到小歌剧《为革命种田》，顾名思义就很概念化，不过编剧的我、编曲的许光远都满腔热忱，创作是一丝不苟的。有首歌抒发知青在广州农讲所前的心情，用了四三拍子，相当好听，队员们都觉得新鲜。有段贫农大娘控诉旧社会的情节，没人肯扮演老人，我须亲自上阵。在县城礼堂演出时观众看得很投入，坐前几排的武装部官兵还振臂高呼口号。小歌剧入选汇报演出，县文工团负责化妆。坐在台下的团长、指导员怎么观察都觉得我带笑，可我明明很严肃半点没笑呀！改了又改试了再试，终于发现我嘴角上翘且较深，看来像微笑。后来用浅色油彩盖住嘴角凹痕，解决了问题。很多社员夸我“带出”农家子弟，或许是有意无意间起了作用吧。其中陈金禅被县文工团吸收，成为主力舞蹈演员。

       除了大队宣传队活动，我还参加了以知青为主体的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是重头戏，陈挺、罗伟平、余颖华分别演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A角。我和李明分别是李奶奶、李铁梅B角。演戏是陈挺强项，感情细腻神态逼真，只是嗓音没我高亢，有时就由我在场边代唱。知青宣传队利用农闲去过很多地方演出，经验越来越丰富，不过有时也出洋相。记得一次四个人演粤语三句半，不知轮到谁接下一句，偏偏想不起来，另三人只好反复讲：“抽佢嘅筋来剥佢嘅皮，我地都恨难消！”讲了两三遍那人还是“唛大个口得个窿”，我们在后台笑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腰。知青宣传队去县城参加调演，优于其他《红灯记》组合，被选为汇演节目，我依然在场边唱李奶奶唱段的高音部分。

       奇怪的是当年记忆清晰的词曲，后来再没唱过以至遗忘。那时农民常听见我在厨房边烧火边放声唱，等到我被招进县文化局，为文工团写节目时，就不愿登台演唱了，因为我唱中音难与人配合，唱高调又吃力，不是吃专业饭的料。不过年轻时开了嗓子，到花甲之年我主持活动、开讲座都可以不用麦克风。至于跳舞当年觉得需要就跳，进了专业团体有自知之明就停。不料年过六旬竟喜欢即兴独舞，白云山顶峰、东方明珠下、黄河滩上、天安门广场……到处彩虹飞扬还拍视频发上网。细想想，人的潜能不可估量。记得有段时间许光远回广州探家，我拉着手风琴给宣传队员起音定调，左手指头按键打拍，右手指头上下跳动，他回来一看笑了：“哗，你毫无指法但硬是拉出曲子来！”我也笑了：“乱弹琴嘛！”

1999年知青重访新圩时在潘支书家合影，前排左五潘支书，左六李志远；后排左一杨小杨。

吴幼坚（左一）与新圩大队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分女队员在新圩至连陂建起的水泥桥上合影。

阳山油炸豆腐

酿苦瓜

酿猪乸菜

阳山骟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