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广雅1966、1967、1968老三届学生过千人，集中在珠江之畔的广州市第一商业学校，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直至完成毕业分配。1966年夏，文革爆发高考停止，三年累积的高中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对于家庭和社会都是个问题。此外三年来的动乱使国家高层意识到，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作为全国试点，上海市革委会于1968年7月2日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7月、8月直至12月，上海知青陆续赴安徽、黑龙江、云南等地，与此同时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铺开。广州市革委会10月25日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全市7万高初中毕业生举行上山下乡表忠心誓师大会。我印象中没参加这个誓师大会，但明白别无选择。广雅1966、1967、1968三届初中学生，总共只有不足160人被免试分配，分别升入八所学校读高三、高二、高一级，其余从16岁初一到21岁高三的学生，绝大部分必须上山下乡。

       广雅公布五个去处：海南或湛江的国营农场（1969年3月19日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归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双重领导）；增城县（派潭公社）；新会县（双水公社）；阳山县（新圩公社）。具体去哪个农场或公社，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找工宣队长表态：海南湛江是兵团，领工资过集体生活，不去；新会是侨乡，增城近广州，不去。我问他广东哪里最穷，他也是城里人，只听说梅县穷，祖辈多出国谋生，但广雅没有去梅县指标。我以前没听说阳山，队长说那里也穷，常年喝粥，属于粤北山区。我想，反正去哪都要吃苦，干脆一竿子插到底。父母受审查不等于子女不革命，看我行动吧！听说阳山县给广州市100个名额，广雅40，某中学60，但该校家长嫌阳山苦，集体要求另选地区，而广雅家长不可能这样做，于是去阳山的就剩广雅40人。我向队长“走后门”：“名额有限，请优先照顾我！”为表明决心，我在申请表的五个空格都填“阳山”。事后才知高三只有我、林碧影、何莲彬三个女生报名。在“一商”贴出的光荣榜上，我名列榜首：高三甲毛钢坚——破“四旧”时大批同学改名，我是其一。

       按政策兄弟姐妹上山下乡可去同一地点，我家四个知青，却选择不同去处。我虽缺乏社会经验，但担心亲人聚在一起，好事轮不到你，有点什么就被牵连。眼前就有实例：我五叔成了“右派”发配山西，五婶在广州带四个儿女艰难度日；我爸成了“地方主义”头子，我妈从中央高级党校学成归来，被撤去二轻局领导职务，安排政协常委闲职；关山伯伯成了“极右分子”，冯平阿姨和关鲁雄等孩子，被迫去博罗柑桔场安家……如今父母被关押，必定影响子女前途，我们唯有靠自己努力，争取较好的境况。结果，1968年深秋，吴家四个知青天各一方：我去粤北阳山县，读广雅新四级的弟弟去海南乐东县，读广雅初三的三妹去增城县，在执信女中读初一的四妹去海南儋县。

       知青将要离开广州前，与我初中同班的彭平、关鲁雄来到我家。他俩高中都进入新五甲班，那是广雅试行五年一贯制的首届毕业班，亦是广州历史上唯一参加高考的五年一贯制毕业班。能入该班的都是学习尖子，而公认成绩最好的是张庆元，外号“权威”。1965年他们参加完数学试后，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要张庆元立即把试题和答案默写出来，事后证明他默写的试题和他的答案完全正确。张庆元父亲是南下老革命，他在填写政审表时，在家庭成分栏填写“革命干部”，但学校认为他从小在地主爷爷家长大，应该填写“地主”，而他坚持填写“革命干部”。他填报志愿每个都填清华，明明高考成绩超过清华录取线，却受隔代株连的极左政策影响未被录取。彭平说，张庆元被分配到从化县九里埗果苗场当知青，就在几天前的10月31日，被批斗殴打致死。关鲁雄从长沙六六惨案中逃生，得知昔日的同桌死讯很难过，我也为校友的悲惨唏嘘。彭、关1965年已考入中南矿冶学院，但大学生的前路并不清晰，我男友阿波大学毕业就去了江苏南通部队农场。而知青更无法预想去陌生环境会遭遇什么。像张庆元那样死于非命，是多么可怕。当时有件大事：“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我们议论道，经过严格审核、正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竟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文革真是颠覆一切。

       部分广雅学生因父母受审查被冻结工资、存款，每月每位家属只发15元生活费，没钱准备上山下乡物品。根据政策规定，可由学校出具下乡证明，向父母单位要求解冻部分冻结款，从而获得20至50元不等的冻结款。但我家没有这样做，四人都是寄宿生，带着原有水桶、被褥和简单衣物就离开广州。我变卖物品加上献血200CC换得一点钱，给三妹四妹每人20元，叮嘱不到万不得已别动用。其实我手头还有42元，是高我一届的男生章立鸿的。他因一再向我示爱造成骚扰，受到留团察看两年处分，只考上新会劳动大学。文革期间他造反回城进厂，1968年9月和10月都在发36元工资后，送20元到法政路我家。章写信通知我在家等候，说知道我父母被关押，家里经济困难，要尽力帮助我。两次我都有意回避，第一次他请楼下邻居代收20元。第二次阿波同学李元连出面，说是暨大学生、钢坚男友，但章立鸿不愿相信。泼辣的三妹厌烦这人纠缠二姐，把他那叠10张2元纸币丢下地，章捡拾起9张，临时补一张，就变成22元。章确实是雪中送炭，但我不能收他的钱，我连阿波的钱也不用，要到结婚才算家人。我第二次去找工宣队长，将说明章的情况、我的态度的信，以及章送的语录本、毛主席像章，还有42元现金，一并交给队长，请他转给章的工厂，交还他本人，告诉他毛钢坚离开广州，你不要再追求她了。队长答应下来，说稍后再办。

       三妹、四妹先后离开广州，我都没有送行。学校发给家长的通知书、报喜信之类，我们没有家长也就没用。我连广雅中学毕业证书也没领，觉得去阳山插队有没有都无所谓。我比弟弟略早离开广州，就更不可能为他送行。吴家户口本、粮食供应簿，一个个成员迁走，最后只剩下14岁的五妹。她每月领15元生活费，怎么够交房租水电伙食杂用啊？但四个哥哥姐姐都自身难保，未成年的她从此就要独立生活。我跟五妹去街道饭堂买饭菜，看她买最便宜的蒸鱼骨腩和白饭，自己用酱汁捞饭，留出鱼骨肉给家里小猫吃。我家客厅、饭厅和楼下房间，分别住进三家市委干部，五妹听得见邻居声气，但作伴的唯有小猫了。最后一晚，我叫她陪我送行李回广雅，再一起回家过夜。第二天她要上学，姐妹俩就此相别。我这人不善于讲安慰的话，记得当晚也没说什么。五妹很淡定，我暗暗佩服。

       1968年11月10日清早，我坐公共汽车回广雅，从后门入校直接去科学馆，那是我们集合出发的地点。“毛钢坚，你看见章立鸿了吗？”“没看见呀，我从广雅后门进来的。”“他在广雅正门等着为你送行呢！”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如此痴情！我找到工宣队长，请他约章立鸿谈话，把我的信、现金、像章、语录本给章，趁机引开他，别等大家动身时他出洋相。可是队长说要主持送别仪式，劝我提前上解放牌汽车，躲在行李堆里避开章。没办法，阳山派来两辆解放牌汽车，我只好爬上一辆，呆坐在靠车头位置。出发时间渐近，点人数发现只有17个女生、11个男生到，也就是说40个阳山名额，有12人临阵退却，28人依时前往那偏远的山乡。

学生时代最后留影。

与留校做政治辅导员的好友吴年秋在她家附近合影。

我与三妹四妹五妹在烈士陵园门口留影。

四姐妹在珠江边海珠桥前留影。

男友阿波为四姐妹拍照后也在珠江边留影。

各地举行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大会，夹道欢送知青离城。




赴海南的知青在广州洲头咀码头登上红卫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