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广雅有军训团来过，广州7到9月的武斗渐趋缓和后，10月又有军训团进驻。他们住在科学馆二楼，三楼是广雅“410”总部。当时红旗派的联合组织是“红革会”，东风派的联合组织是“兵革会”。尽管军训团一再倡导大联合，然而，1966年夏季燃起的邪火，令人失去正常判断力，谁都认为自己那派才是正宗革命，非要压倒对立派不可。如今后辈不能理解，几十年前学生怎会不顾死活去武斗？我只能解释为年轻人受蒙蔽被利用。

      我文革之初被推上“革干子弟委员会”短暂掌权，此后一直不关注校内派别争斗，但多少有所听闻。《广雅老三届日记》里记载着两次严重冲突：

     “11.20事件”：1967年11月17日晚，广雅“红革会”召开纪念邱成昆烈士牺牲3周月大会。晚上“主义兵”撕毁纪念邱成昆的标语，涂黑邱成昆遗像，张贴骂邱成坤的标语。18日晚“主义兵“砸了“410”、“八三一”总部。19日“410”砸了“主义兵”的“剑与火”总部。20日广雅两派学生在科学馆武斗。

      几个月后，1968年3月27日，1名参与枪杀邱成昆的广雅“主义兵”成员，在六七名外校“主义兵”陪同下回广雅。20多名“410”成员发现后，企图为邱成昆报仇而追打他。追至德坭路立交（现东风西路立交）顶时，“410”成员把他与外校“主义兵”分开并抓住他，接着抬上立交栏杆，准备扔下桥底的铁路。后来外校“主义兵”拼命把他抢回，用自行车载着冲下立交桥。（看到这段记载我想，险些又发生命案！）

    “6.8事件” ：1968年6月7日，“主义兵”一成员被“410”成员在科学馆据点扔下的石块打伤头部，其他“主义兵”立即冲上科学馆打“410”成员。“410”女生以人墙分隔两派男生。“主义兵”回到冠冕楼据点后，双方在科学馆和冠冕楼互掷石块。当晚，双方成员都在据点内严阵以待。8日上午“主义兵”成员准备从冠冕楼撤离，却在广雅后门被“410”成员阻挠不许上接应的公共汽车。中午“410”成员放走被扣押的“主义兵”成员，但下午广雅和外校“主义兵”来报复。他们发现广雅东斋最南面的一栋二层宿舍楼2楼有410成员，便从攻打科学馆转移到攻打宿舍楼。外校“主义兵”成员在一楼楼梯口点火，火势顺着用木架床和床板修筑的防御工事向二楼蔓延。楼上有13人被困，五位老师见状拿竹梯让学生爬梯下楼，9人被迫跳楼逃生，4人被掳走，1人严重烧伤，3人骨折。军训团把伤者送院救治。

       被烧的宿舍楼烧至自然熄火并塌下，它的一楼就是我们高三甲班课室。10月6日，广雅“410”高三甲支队17名男生，为即将毕业离开广雅，在“6.8事件”中被烧毁，仅存残楼的课室前合影。可惜我没有见到这张留下历史印痕的照片。相信每位亲历者都难以忘却，两年多来触目惊心的场面，匪夷所思的事实，荒唐透顶的运动。

       以上所写并非我本人亲历，但我必须引用到这篇回忆录里。我亲爱的母校广雅，你的校园曾安详和谐又朝气蓬勃，琅琅书声与欢歌笑语是你的主旋律，曾几何时却被批斗教师、派性辩论、喊打喊杀的声浪充斥。1968年8月初的我，在校园里也曾欲哭无泪，然后是痛哭失声，都是因为担心妈妈的命运。

       母亲曾珍1936年于香港加入共产党，在香港、广州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那年她才31岁，先后在广州市妇联、卫生局、手工业局任领导。1957年她进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学成返穗未及施展，就受丈夫吴有恒“地方主义”冤案牵连，从此得不到提拔重用，安排为市政协专职常委。“文革”狂颷席卷，妈妈跌落命运谷底。她看到国家局势混乱，老同志被揪斗，我家也被抄，丈夫离家避难，她想，解放前有“白色恐怖”，解放后怎么又有“红色恐怖”？1968年“造反派”把妈妈抓去二沙岛，骗她说丈夫子女都死了，处于更年期的她遭此刺激，患上间歇性精神分裂症。从“造反派”手里转去市监狱拘留后，妈妈病情日重，却被当作装疯卖傻。她仿佛在牢里进行对敌斗争，试图说服看守的士兵，结果又加一条“攻击红色长城”罪状。妈妈的病拖到从监狱转去五七干校也没有医治，后来其他学员观察她白天黑夜、有人无人都一样傻，常举着“忠字牌”向毛主席像喃喃“请罪”，于是向上反映，才被送进芳村精神病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而这些情况我们做子女的那几年全然不知。

       某日，我接到妈妈寄到广雅高三甲班的信，拆开一看吓坏了：她把《毛主席语录》扉页画像扯下当信纸，在背面写满叮嘱孩子们革命到底的话！不知妈妈托谁冒险代寄信，光凭她损坏红宝书这条，就够定罪“现行反革命”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悄悄撕碎了妈妈的信。连丢垃圾也要小心翼翼，万一纸屑被发现追查起来就麻烦，一不小心就成“现行反革命”。我决定去“广雅楼”处理。“广雅楼”是位于护校河内东围墙内侧的一栋两层厕所，厕位在二楼。楼西侧有露天楼梯，楼下层铺草木灰，粪便从二楼落到草木灰上。西村农民定期从一楼东门进出，清理粪便和更换草木灰，将其用木船顺着护校河运走做农家有机肥。我趁厕所无人，迅速将纸屑捏成团丢下。我明白这是大不敬，但爸妈都不在家，我要保护自己和弟妹啊！这事我不敢声张，连落泪也不敢。

      没两天，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组长就来广雅，找我到科学馆空荡荡的阶梯教室单独谈话。他姓氏很少见——花，不知是真是假。穿军官服的花组长首先说，他了解过我的情况，认为我是“敢作敢为”的人。我一听就觉得奇怪，他凭什么给我这四字评价呢？老师同学都不可能介绍我的情况。直到9月份专案组发还“造反派”抄家拿走的12本日记，我看见上面编了号、划了线，才悟到解放军看过我从初一到高三的全部日记。花组长这样说，或许希望我心情不要太紧张吧。接着他严肃地说：“曾珍在拘留受审期间，不服从管教，撕毁毛主席语录，污蔑解放军，攻击红色长城，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决定从拘留改为逮捕！”说完，递过一张纸：“这是曾珍的逮捕证，你代表家属看清楚，签上名。”我一字一句看清楚，签上文革初期改的名字：毛钢坚。花组长继续说：“回家要告诉弟妹们，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反革命母亲划清界线。”我失声恸哭，说不出一句话。妈妈还未满50岁，她革命前半生，忽然成了“反革命”，后半辈子该怎么过？！

1958年在广州市轻工业全面大跃进动员会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