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6年12月29日，上海“赤卫队”与“工总司”武斗中， 91人受伤。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全国武斗迅速升级，各种小报不断传来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的消息。某日，广雅贴出一份小报，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编印的，报道了6月4日至6日发生在长沙中苏友好馆的武斗事件。4日，“长沙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联）出动数百人围困中苏友好馆，要拔掉设在馆内“高司”仅剩的一个广播站。该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高司”学生和救援队伍坚守至6日，开始分批突围，但被“工联”派围堵追打，连现场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阻挡不了。（网上搜索：这次武斗事件中，双方共打死10人，两派及解放军伤215人。）

       最令广雅学生震惊的，是高司的小报以《烈火浴英雄》为题在头版报道了关鲁雄在突围时壮烈牺牲的消息，还附有他的照片，双眼紧闭，整个头肿得像个猪头，惨不忍睹。关鲁雄，我新会托儿所的小伙伴，广雅初中三年的同班男生！他们新五甲班只读两年高中就考大学，他考上中南矿冶学院。我徒步串连到长沙曾去过，校园一片萧瑟，还想不知何时才能和他相见，不料如今已天人永隔！看小报正天气炎热，我却内心冰冷，文革究竟要整谁？怎么会越搞越乱，青年学生无端丧命？关鲁雄的命运太惨了，他是关山伯伯和冯平阿姨的大儿子，他遇难父母该多悲痛啊！

广州派性摩擦不断发生，终于酿成大祸。7月20日华侨糖厂武斗至21日结束，红旗派死8人，伤30多人。23日下午，红旗派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并抬尸游行。而东风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总部”，于23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纪念堂位于越秀山体育场进场需经之地，东风派以纪念堂为依托截击游行队伍。两派群众约两万人参与混战，有统计称50多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住院治疗，轻伤不计其数。“7.23中山纪念堂武斗事件”开始了广州文革第一个武斗高潮。我除了与暨大318小分队联系，其他组织的活动一概不参加，所以只是事后听闻，广雅则两派组织均有学生卷入7.23事件。 

随后坊间流传大批劳改犯逃到广州的消息，民众惊惶失措，很多街道用木料、铁枝、砖石在巷口建栅栏，傍晚就关闸不准外人行走，还组织骨干巡夜，遇事家家户户敲盆打锣造声势。我家住法政路倒没搞联防，可能那儿不属于老城区，居民也少吧。但我听说珠江沿岸榕树上吊着死人，说是“劳改犯”。我在北京路靠近永汉电影院的小店吃面，抬头望见惠福路口骑楼吊着尸体，吓得不敢再看，连碗里的汤面也觉得恶心。还见到东山一路车总站电线杆挂着尸体，大白天也吓得胆战心惊。几十年后我看资料，才知道死者是广州七中1962年毕业生汤永耀。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不能上大学，精神渐渐不正常。那天晚饭后他出去散步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家说，见儿子在东山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可想而知他是慌乱中不能从容应答，被当作劳改犯打死的。据当年“红警司”政委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近两百条人命在那荒唐年月里失去，肯定有人沉冤莫雪。

当年记不清什么原因，我们曾在珠江畔的爱群大厦待过，好像是红旗派组织人员去市郊的部队仓库抢枪。我接触的暨大学生都是归侨、港澳生，对夺权、武斗没兴趣，不热衷冒险。抢枪行动那晚，我和阿波等人都留在爱群大厦。这座1937年落成的大厦共15层，建成时是中国最高楼。我们觉得待在房间无聊，不如上最高处看看动静。电梯停开了，我说走楼梯！阿波答走！我在前他在后，一直上到顶层。走累了，我在沙发坐下，竟然靠着木扶手睡着了。可能睡了二三十分钟，睁眼一看，阿波依旧在另一张沙发上端坐。“怎么不叫醒我？”“你困了，反正没急事就睡吧。”我们走到窗前，望珠江在暗夜里流淌，更远处一片墨黑。不知抢枪的那些人怎么样了，不会出事吧？唉，文化大革命，为何要抢枪？为何要流血？百思不得其解。

阿波说，抢枪搞武斗真没意思！好端端活着偏找死！他说起童年在越南的往事——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姑丈家人认为我难养大，是个累赘，因此将我送到一家法国人开的收养所，护士都是些修女，身穿黑袍，头戴白帽，当地人称“白头婆”。所谓收养所，基本上没什么护理，七八个病人乱七八糟地躺在一张大床上，去厕所也没人扶，完厕后只是用竹片清洁屁股。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死在那个收养所，家人又把我领回来。第二次又把我送到一家保济医院，那同样是一间让病人自生自灭的医院。有一次，我看见邻床病人来了家属，围在床边呼天抢地，我年龄太小，不明白人死意味着什么。那家人哭了好一会就离开了。黑夜来临，我就伴着那死人睡了一夜。 

过了好些日子，我自觉身体也没什么不好，就收拾东西：一盒万金油和一瓶水，走回家去。医院和姑丈家仅隔一条河，那是法国人修的人工运河，可以直通红河的出口处，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姑丈住的那条华沙街给堵塞了，当地华侨都叫那段运河为掘头河，掘头河两岸堆满垃圾，但因为潮涨潮落，河水还是干净的。儿时我们经常在那里戏水，也可以垂钓。沿着掘头河我回到了姑丈家，家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经历两个鬼医院，居然还能活着回来，认为我命硬，将来必定有福，所以仍然接纳我回家。

阿波最后说：“看，阎罗王都不收我，你说是不是命硬？我一个越南孤儿，来到中国居然一直得到国家的资助，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一级的助学金，即将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应该知恩图报。可惜文革打乱一切，不知几时才毕业分配。不过有机会认识你们这些中学生，也是个收获！”我也感叹自己高三毕业遇上文革，无法考大学，不知下一步怎么走。聊起社会上花样层出不穷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我们感觉很形式主义。幸好我家不建忠字台，没搞那套形式，不然吃顿饭也不得安生。幸好暨大318小分队不跟潮流，成员都是些散漫惯的人，就像阿波这样生性不羁爱自由。

 自由是何等宝贵！可是，过不了几个月，我的父母就彻底失去了自由。

网络图片：

造反派带着自制武器乘车去支援同伴们。

文革小报

《羊城晚报》2013年01月26日第B10版

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酒店老照片

红卫兵墓园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公园内，于2009年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园是一段特殊历史的真实记录。这里有131座坟茔，埋着573人的遗骨。造墓立碑时间从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绝大多数死者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最小的仅11岁。

红卫兵墓园是全国仅存的一座武斗罹难者墓园，如今人迹罕至。

文革期间部分打着历史烙印的相关物品和照片：

住院病人举着红宝书进行早请示。

农村大人小孩饭前学语录。

城乡处处有人跳忠字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