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2年4月25日满15周岁，是戴着红领巾加入共青团的。在班上我是第二位团员，在女生中却是未有初潮的一个。我个头中等偏上，不胖不瘦。那时会感觉胸部隐隐胀痛，这是由于机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引起乳房部位疼痛、肿胀以及有硬块。那时老师、家长都没对我解说，我知道自己处在发育时期，并不害怕。我身高增长，乳房也渐渐变大，呈半球形向外突出，但上衣宽松，看得不明显。外班有个女生身材丰满，用细皮带将上衣束进半腰裙里，看上去颇有成熟韵味。

       暑假里某一天，我去住沙面的小缨家玩，只觉得异常口渴，一杯接一杯喝水，把她家大茶壶的水都喝光。第二天发现内裤有血，明白自己“倒霉”了。那时无论社会大众还是女性本人，都忌讳“月经”这个词，多数用“倒霉”、“那个”替代，现在则喜欢说“大姨妈”，较正式就说“例假”、“生理期”。妈妈上班去了，大姐也没在家，我从妈妈衣柜找到月经带和卫生纸学着用。经血是子宫内膜脱落导致的出血，它并不是脏东西，但那时见内裤沾点血就紧张，立即换洗，一天下来不知换了多少条，自己的不够还穿妈妈的。我小腹胀痛，腰酸，不停冲洗身体，换洗内裤，弄得疲惫不堪。保姆听说我初潮来了，晚上煮了红糖姜水，我喝下去一阵就流鼻血，把自己和保姆都吓住了，立即摘嫩叶揉揉塞住鼻孔。鼻血止住了，但没敢再喝姜水。后来我才知道，女性来月经时流鼻血被称为倒经，是正常现象。鼻中隔前下方有个血管丰富而脆弱的区域，对雌激素较为敏感。月经期体内雌激素增多，该区域会表现出鼻粘膜血管增生，肿胀充血症状，最后破裂流血。其实月经期间喝红糖姜水是有益的，可缓解痛经，又可补血，预防贫血。

       初潮姗姗来迟，15岁的我成为女青年了。那几天要回广雅参加团活动，我穿条红黑褐格子半腰裙，坐在礼堂开会，发现裙子后面染血，就进厕所把裙转个向，后面调到前面，晚上回家才换。开学后“倒霉”就比较麻烦，我睡得沉，半夜没起床换纸，经血往往侧漏到席子上。有经验的女生借我胶垫放身下，还约定半夜叫醒我换纸。我不好意思去买卫生纸，有女生陪我去西村杂货店。那时哪有后来的新产品卫生巾、棉条、卫生杯等等，当时专供女性用的卫生纸也凭票购买。不记得卫生带是否也凭证购买，但上网搜到外地印发的这种证，计划经济下物资奇缺，荒唐事自然层出不穷。买回的卫生纸很粗糙，反复揉搓后才使用，但被血浸透的纸干后变硬，由于限量不能勤换，硬纸和橡胶做的卫生带一起，将娇嫩的大腿内侧磨出血。那时的女孩都遭过这种罪。不过城里女性还算幸运，至少还能用上卫生纸，农村妇女就没条件讲究。听说老一辈农妇，用手缝长条布袋，装入新烧草木灰吸血，起卫生带作用。

       我看过2018年出品的印度电影《印度合伙人》，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说原先月经被视为不应提的禁忌，耻辱，妇女经期要另住，用烂布垫下身，布洗净还不敢晒太阳。后来男主人公研制出经济实惠的卫生巾，为提升印度5亿女性健康做贡献。直到21世纪，全球仍有很多女性用不起卫生巾，有4000万女性正在经受月经贫困。在中低收入国家，有超过50%的女性选择自制的经期用品。有感于此，我写回忆录就多说几句。

9月1日开学后，新三甲班陆续发展新团员，都像我这样有少先队员身份，比如我托儿所小伙伴鲁雄，幼儿园小伙伴冰沙，最要好的铁道工人女儿少芳……每个人都努力做到品学兼优。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雷锋是沈阳部队某部因公殉职的汽车兵，他最感动我之处，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自觉自愿地做好事。我和同学们也做好事，比如查看宿舍洗衣台、饭堂洗碗池的水龙头并关紧；有女生偷懒将卫生纸丢弃在女浴室，我们逐一清除丢去厕所；一个周日晚上暴雨倾盆，很多学生被困在西华路彩虹桥站，省委书记赵紫阳儿子赵大军也在其中。我和几个女生收集雨伞送去，让并不熟悉的同学们打伞回校。有人嘲讽矮个子女生“三寸钉”，我们也不计较。校外德坭路（今东风西路）1964年建成广州第二座立交桥——德坭立交，我们上桥回校途中凡看到工人拉货，都必定帮忙推车……全是些零零星星平平常常的事儿。学雷锋艰苦奋斗，勤俭朴素，很多同学穿旧衣、打赤脚，我也不例外。周日打算从西村走回家，路过流花湖正门时下起大雨，我包好书本防打湿，背着书包冒雨奔跑。市总工会门前有很多人避雨，看我独自赶路都很惊讶。一辆货车从我身边开过，司机停下问我去哪里，要不要他载一程？我甩甩淋得精湿的头发，笑答不用，我要跑回家！就这样一直跑回法政路。

我在校团委担任宣传委员，分管校广播站和油印的《广雅团讯》。为出版半月一期的团讯，聘请字写得好的男生小李、女生小张做宣传干事。我编写好收集到的稿件，确定某晚自习后和他俩一起，在团委会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册。有时很顺利，有时因笔画太重刻破蜡纸，要细心补蜡纸甚至重刻。若如此就要做到半夜，一次还做到凌晨。我和小张约定不洗脚，躺下把赤脚伸到床边，起床铃一响立马下地，神不知鬼不觉，其他同学未必知道我们熬通宵。早锻炼跑跑步还没事，早读我就昏昏欲睡了。上午边听课边打瞌睡，竖起书本挡挡脸，老师应该看到我犯迷糊，但谅我一贯认真听课而放我一马。好不容易熬到第四节下课，我告诉同学要回宿舍睡觉，不排队去吃午饭了，否则下午无法听课。类似的事偶有发生，感谢小李小张与我同甘苦，那几年出版了一期又一期团讯。

暑假我报名留校，边看书写作业，边参加义务劳动。集体宿舍最怕臭虫滋生，咬得学生痛痒难耐，我们的任务是灭臭虫。学生会主席章立鸿带头，往木床架缝隙填石灰，喷药，又搬床板去厨房，用开水烫臭虫和虫卵。别人是合力抬床板，他用扁担挑两块，干得兴起还脱掉上衣，露出结实的肌肤。有一天清理大礼堂舞台地下室，文工团戏剧部在那里存布景、道具，民乐队也放了不少东西。干到尾声时，我见阶梯旁光线好，大鼓面可以当桌，就拿出数学作业请教章立鸿。我初三他高一，都是团委委员，他数学比我强，热心为我解答。开学不久的一天，我在团委整理完要派发的团讯，锁门离开，看到章立鸿迎面而来，微笑着递上一张纸。这是什么？我展开看完，抬头，他已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