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在四妹的龙山农场大讲队相聚后，从她那儿得知林彪9.13事件（连队的人去场部听传达文件）。我和弟弟都不敢耽误归程，特别是他从乐东县保显农场过来，是正式请假获准的，千万不能超假。1969年4月海南湛江农垦系统的农场改编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归广州军区建制领导。兵团按部队编制，下辖十个师，共11万人，由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组成，自此知青们行动更强调军事化了。

       四妹最近写文章记叙弟弟超假的事：1972年夏末，弟弟广州探亲归来经儋州县城那大见四妹，不料通行证过期3天，刚下车就被逮住并在派出所拘留。正巧难友中有人认识四妹，先放出来便设法电话通知她。排浦至那大隔日对开班车当天已开出，情急之下四妹决定骑车去那大。来回120多公里，同队广州知青小张自告奋勇相陪。台风天，厚重的帆布雨衣内外全湿透，全程是坑洼不平的黄泥沙土上坡路，大腿根都磨出了血。两人拼死蹬踩终于爬上大斜坡顶，来到县城长途车站前的十字路口，突然望见路边一个熟悉身影，四妹刹那间才放下了心上大石。

       看了这段记叙不由感叹，那个年代专政工具就这样对付平民百姓！我还想到同在阳山插队谭某的遭遇。小杨忆述1972年往事：我们接到公社的通知，说谭逃港被抓，将被遣返江英。……见到谭，他人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显得特别虚弱。……开完会我没有回生产队，晚上住在公社，和谭睡同一个床铺，我们聊了一晚。谭告诉我，其实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除了各种物质、装备的准备外，长距离的游泳也练了很久。他们由熟悉地形的人（现在称“蛇头”）带领，快到边防线时，昼伏夜行，但还是在淡水附近被抓了，那里离海边还远着呢。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指南针、地图、水壶之类的东西，就被认定是逃港。有些人有经验，碰到追捕，就把所有逃港用的装备都扔掉，即使被抓，只是说迷路了，因没证据就不会被送到看守所。他在淡水看守所待了几天，被送往樟木头的看守所，那里是逃港人员的集散地，人特别多，条件特别差，每天三两米，新进去的人还要给“监趸”进贡。晚上就睡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板上，弄得他一身风湿。在樟木头看守所待了一段时间，等凑齐了几车人他就被转送到韶关看守所，以后再被转到阳山看守所。（引文完）

知青户四人合影

在石头缝里种庄稼

我们居住的环境

       谭与我同一知青户，但三位女知青都不是他同班级的，下乡后也没和他深谈过，他亦不会和我们说心里话。公社同意他回广州养病，几个月后又联系不上。我和小陈受生产队、大队、公社委派，回广州时几次上门都扑空。后来听说他逃港成功，在开出租车。我可以说是很正统、很革命的人，但当年听说大批知青逃港，却觉得情有可原。辛苦劳作还养不活自己，看不到前途与希望，不妨鼓足勇气拼死一搏。很多年轻的生命，就此葬身大海。谭是28个广雅阳山知青的一员，几十年没再与我们交集，但我不会忘记他。

       三妹1968年秋报名去增城县，被分到派潭公社某大队务农。增城比阳山条件稍好，但贫困的生活、艰苦的劳动，还是压垮了她的身心。她回广州想找份力所能及的工，可是谈何容易。五妹每月15元生活费捉襟见肘，又怎够两人开支呢？三妹去茶楼打杂，至少能吃上饭，还能带些剩菜回家。她想投亲靠友，去大哥家帮干活，大哥大嫂养三个儿子负担重；去准姐夫阿波姐姐家帮干活（我和阿波口头约定恋爱关系），珍姐两口子都是售货员，养一双女儿也吃力；去阳江渔村找大姐搞四清时相识的阿莲，希望在蚝场找些活干……我设身处地考虑三妹处境，明白她那时有多抑郁。她1972年去湛江找大姐，大姐女儿小，又多了个弟弟，姐夫远在部队，大姐要请保姆，四人开支已紧巴巴，三妹到来又多了一张嘴。大姐记得三妹说过，家里太缺肉食了，凭证购肉，无券无奈，有时我见肉贩子离开，就蹲下在砧板上抠肉碎。大姐还记得某日她准备上班，三妹问：“大家姐，今天是节日，我们可不可以买只鸭子吃呢？”大姐答应了，三妹立马去市场买回一只瘦鸭，胃里还塞满沙泥。

 湛江市邮电局

湛江市的道路

       那是1972年的事，我路经湛江回广州是1971年，但大姐的困境我清楚。她勉力撑持小家，还尽量关爱弟妹。1970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广州，拍了张穿大襟衫的照片寄给大姐，她说看来我已适应农村生活，但还要保证健康。大姐寄来红枣、当归，要我炖瘦肉补血。我每月半斤肉票全买肥膘煎油，红枣用来煲粥，当归给了去县城开会时献血救人的知青大罗。这次大姐为我准备了很多食品带回广州给五妹，有花生、红枣、鱼干，不知是否还有红薯、椰子等等，总之重得很。她帮忙找顺风车，让我省下车费。我捏紧手里剩下的一点钱，留着买车票回阳山。记得1970年我回家和五妹过春节，带两只提前养肥的大阉鸡，一只给珍姐家，一只给自家。过完春节就省吃俭用，买个苹果也留给五妹，买只馒头搁在绿灯罩上“保温”，等她回来当夜宵。1968年四个哥姐当知青后，市委立即要五妹搬家，从法政路搬到吉祥路，安排旧楼下街某栋底层一房，另有一杂物间，与邻家共用搭建厨房，下雨要戴帽煮菜。五妹长身体期间哪有什么营养，在分校学农消耗体力，别的同学用粮票多买饭，她连两分钱白饭也舍不得买。中秋节还是什么节，邻居给她端来一碗饭，上面有肉有菜……我1971年从江英公社回去，用半斤肉票买猪肝腊好带给她。离家前，奢侈地买一斤饼干，装满铁罐留给她慢慢吃。不料很快接到来信：“……老鼠也和我抢食，把未盖紧的铁罐打开，全部饼干都吃光了。”

       深秋早晨，我和一位湛江姑娘来到大货车旁，准备人货混载去广州。我从广州去湛江也是搭顺风车，那次司机让我坐副驾驶位。他说自己曾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参加了1949年11月的“两航起义”（中航、央航在香港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12架飞机从启德机场升空，飞抵北京、天津）。我说有位中学同班女生，父亲也参加了“两航起义”，此后就在民航系统上班。偶遇我这“知情”乘客，他格外兴奋，一首接一首唱老歌，嗓音浑厚抒情动听，从早到晚开车也不觉得累。这次坐其他司机的车，运载的是钢板，斜放在车厢里，两乘客在钢板上垫棉被，盖棉被，一路颠簸躺到广州。风很猛，我和姑娘都不说话，只露出脑袋，半醒半睡。天黑后在某县城吃晚饭、住旅店，不得不花钱。次日继续驶往广州方向，不料黄昏时发现汽油不够！起初司机把车停在公路边，从排水沟里舀些清水倒进油箱，让油浮上来继续用。后来那点油用完了，广州遥遥在望却无法到达。当年物质奇缺，样样都计划供应，汽油更不易得。我们焦急地站在车旁，扬手向路过的车求助，等了很久才见到同系统的车，与司机商议借些汽油上路。

       终于开进广州市区，在解放北与东风路交界处，司机把车停下让我走回家，说怕汽油不够，不敢拐道了。我很无奈，人家也有难处。道谢之后，我望着地下这堆东西发愁，没有扁担，只能用蚂蚁搬家的办法，一点点分批往吉祥路移动。我提几样东西走一小段路，把它们放在路边，赶紧回头再提几样。走着还要不时回望，怕有人眼见心谋。不是什么值钱货，但那年头弄点吃的太难了，何况这是大姐的心意啊！往返几十回，又累又饿，精疲力竭，总算把东西移到后楼下街的街口。还是不敢大意回家喊五妹帮忙，万一给谁顺手牵羊弄走呢？无论如何就要到家了，那绿色台灯会亮着，犹如爸爸妈妈仍在。虽然家长被批斗受监禁，但吴家七兄弟姐妹心不散，一直期待父母归来。（全文完）

                                                                                                           2022年9月19日于广州

网络图片，当年爸妈用的台灯没这么精致，但绿色玻璃灯罩最相似。

父亲吴有恒最喜爱的花——广州市花红棉。阿坚2020年2月29日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