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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7 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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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岁四妹写了关于我的《二姐》
7月15日我发文：八十四岁大姐写了关于我的《二妹》。姐妹情深，8月刚过七十岁生日的四妹，发了图文并茂的美篇《二姐》供亲友阅读。我征得四妹同意，将全文及部分照片，转发到博客微博豆瓣和微信公众号，与更多读者分享。
转发：二姐
作者：吴卓坚
何为人生三幸？历来各有各说各有不同标准答案。我认为：家有开明睿智父母、读书得恩师引导、事业遇伯乐相助，这便是人生最大福气，这辈子我不但三幸齐全还拥有七兄弟姐妹和睦大家庭，其中对我帮助影响最大的应是吴家二姐。
1939年父亲从香港出发长途跋涉到延安，抗战结束父亲奉命经上海秘密回到广东，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并与分别多年在省港坚持地下工作的母亲重逢。不久，他们来到粤西滨海之城湛江，赤坎老城开了家“长发庄”商行作为掩护革命的秘密机关，乔装“老板”的父亲时任中共广东区党委特派员，负责组织领导南路武装斗争。1947年春末，吴家二女儿在湛江出生，取名：幼坚。
大姐回忆：解放战争国内局势严峻，父亲上前线去了。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母亲收到地下党组织暴露的消息，她怀抱婴儿携九岁大女儿连夜撤离湛江，坐小船辗转吴川梅箓、电白博贺藏身隐蔽，再后乘轮船前往香港（也是命大，下一班船途中因锅炉爆炸沉没）。二姐尚在襁褓便随母亲开始了逃难之路。父亲要回粤中行军打仗，母亲常年广州香港往来“潜伏”工作，中共华南分局领导方方苏惠夫妇将二姐接到香港家中抚养，直到解放后才送返。方家待她视同己出疼爱有加，我曾听苏惠阿姨讲过，小时的二姐趣致活泼，常尾随方伯伯背着手学踱步，嘴里边嚷嚷：跟住爸爸有嘢食！
在香港的大姐二姐，偶尔才能见到爸爸妈妈。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二姐看望来广州公干的苏惠阿姨，在海珠广场合影。
解放后家人团聚，1950年于广东开平。
二姐比我大五岁，乖巧聪慧一直倍受父母和叔叔阿姨爱惜，被老师同学赞赏，她成绩品行优秀表现突出，自然成了班干部和学校团委委员，更是弟妹们的学习榜样。
某周末幼儿园放学，老师再三提醒家长及时帮孩子报名，我们该上小学了。不料这头等大事我的家长们全忘了，第二周班里小朋友陆续被接回家考入学试，只留我孤零零在幼儿园。待发觉时已耽误了报名时间。那时不兴走后门，父母也绝不会出面搞掂，还是升小学六年级的二姐机灵，如实把情况反映，最后学校网开一面，由二姐班主任吴衍松老师对我进行面试，如能通过就录取。
紧紧牵着二姐的手，我第一次踏进广州中山四路小学大门。学校位于东山区德政北路，是个由旧祠堂改建的学校，与广州十五中学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仅一墙之隔。除两幢平房外有个大操场、活动区和新、旧两栋二层教学楼，校园中屹立一株高大挺拔的木棉树和一棵绿叶婆娑、枝干粗壮挂满长须气根的细叶榕树（红棉和大榕树现均为广州图书馆大院里的标志性植物）。记得那天我怯怯地站在堆满作业簿的书桌前，吴老师笑眯眯问：你叫什么名字？吴卓坚。你爸爸呢？吴有恒（这是二姐提前教我背熟的）。妈妈呢？曾珍。你喜欢上学读书吗？喜欢。认得图片中的物品吗？苹果、书包、水壶……认得这些数字吗？我点点头，小声念出：2、8、3、7……
1959年9月1日清晨，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我高高兴兴背起新书包，快步追赶姐姐们和哥哥，开学了！
此时吴家已搬到广州，二姐为小妹整理衣衫。1955年摄于平园天台。
妈妈说女儿们是吴家五朵金花。
与二姐的表现相比我就差远了。每年期末评语永远都有：上课开小差，讲话做小动作吃零食；做作业粗心大意等缺点，也少不了赞扬：关心集体团结友爱，热爱劳动，性格开朗活泼。我的学习成绩偏中等，智力马马虎虎，有好奇心上进心，但往往只有三分钟热度，迟到早退自由散漫。虽多次申请加入少先队，可到四年级上学期才戴上红领巾。刚部队转业的莫伦通老师任班主任。几十年后的一天，二姐回家告诉我，白天参加会议巧遇莫老师，提起我曾是他学生时说“这个淘气的家伙啊，实在让我又激气又好笑”。看来，这就是老师们对我的准确评价和印象了。
升五年级了，当初为我入学面试的吴老师特意将我调到他的五班，他希望教齐吴家的五个兄弟姐妹。当年吴老师二十多岁，壮实的个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抿的薄嘴唇。他擅长教语文课，业余喜好下象棋、围棋、玩乐器。同学们平时最怕写作文，常苦着脸齐唱顺口溜：“作文难，作文难，提起作文心就烦。”吴老师讲课眉飞色舞，他的得意门生二姐写的几篇作文一直是学弟学妹学习的保留范文。我还记得吴老师在课堂手拿作文簿，神采飞扬抑扬顿挫朗读的模样，其中有篇是二姐写参加学校大扫除的记叙文，将教室里残旧红阶砖地板描写成“闪闪发亮的红宝石”……哇，夸张的笔生花！
一次上课，我把小纸条揉成团偷偷丢给坐得不远的星星，她没发觉而被邻桌男生看到，只见他从地上一把捡起随即举手向老师告发。糟了！我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小纸团到吴老师手里，他打开一字一顿宣读：下午上学时到我家，记住带多些肥仔米（爆米花）。话音未落全班哄堂爆笑，本人羞愧得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二姐出类拔萃二哥三姐也不甘落后，个个考入名校广雅，他们每年放假都回母校看望吴老师，汇报一年来的学习成绩和表现。那次我实在倒霉，吴老师让姐姐哥哥欣赏了我的“肥仔米”纸条杰作，终于瞒不住了，我被家人狠狠教训一顿。
因疯玩无人管，五年级期末考我数学不及格，老师建议留级，闻讯家人愕然转而愤慨，正是二姐说不能出留级生“败类”，玷污吴家孩子好名声的高见，暑假里我“竖起床板”老实补习功课。在姐姐们严加监管下，借用吴老师生动的比喻：拉牛上树，我补考过关升上了六年级，此后一改前科发愤努力，最后如愿考入执信女子中学。
在广雅中学二姐同样光彩照人，为迎接首长为外宾献花，市里挑选根正苗红、品学兼优容貌秀丽的ABCD女孩，二姐就是其中一位，她曾到机场向外国贵宾献花，事前还有人提醒不是献花给陪外宾的周恩来总理。二姐担任班级和校团委干部，又红又专——政治追求进步学习争取优秀，十五周岁那天便加入了共青团。她不但文字功夫好，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更擅长出墙报，组织活动，那时宣传小报资料全靠油印，据说赶时间的话，二姐可不打底稿直接在钢板蜡纸刻写一气呵成。二姐还是同学们的“知心姐姐”，她关心帮助他人，是许多同学的入团介绍人。在我的印象里，二姐学习勤奋性格文静待人真诚耐心，从不打骂弟妹，而且很革命，生活艰苦朴素，虽然家里条件好，可她专挑旧衣裤穿，脚上还套一双用汽车旧轮胎改做的“海陆空”胶鞋。
1966年高三毕业的二姐准备考大学了，从小她就立志长大要当人民教师，填写志愿时全部报师范专业，首选是北京师范大学。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十年浩劫，相信二姐定会成为教育战线上的优秀园丁。
文革爆发停课闹革命，二姐的大学梦成为泡影，很快，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了。广州最热闹的商业大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太平路易名“人民路”，东华东、中、西路改为“延安路”；商业大厦也紧跟形势，一时大街处处是“红旗”大厦、“东方红”杂货店、“卫红”旅社、“为群”饭店；红卫兵崇尚象征革命暴力流血的红色，于是红海洋全国风行，红宝书、红袖章、红旗，墙上涂大红色，家家户户赶紧把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书画、装饰、古董、物品清除砸烂烧毁上交，换上毛泽东画像和毛主席语录。姐姐出门闹革命回来带头自破四旧树新风，家里也旧貌换红颜了。
当时最流行的是改名风，班里不少出身工人和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学，原本都有挺好的名字，运动来了纷纷赶潮流以示忠于党和毛泽东。校医室的一位谢姓护士，除开会忆苦思甜积极表忠外，还把名字改成：谢党恩；同学的名字分别改为卫红、伟明、坚红、卫东。最搞笑是三姐同学姓仇，家庭出身不好苦思冥想最后改名为：仇修——仇恨修正主义！二姐后来也改名换姓了，成为铿锵响亮的“毛钢坚”：忠于毛主席，革命意志如钢铁般坚强。此名一改十几年，直至七十年代末重回广州时才恢复原名吴幼坚。
十六岁的我，仅读了一年便初中毕业了。
炎炎夏日，一天家里来了北京客人小明，就读北京大学附中。她爸爸方方和妈妈苏惠都是我父母的老上级和革命引路人，解放战争时期年幼的二姐由方家抚养，长大后二姐曾在暑假独自坐火车到北京看望方伯伯一家，因此与小明相熟。高个子的小明谦虚文静衣着朴素，最醒目是军装衣袖上的红袖章，宽20公分红布印着毛主席笔迹“红卫兵”三个金字。原来，五月底北京清华附中等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的造反行动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此后红卫兵运动如星火燎原席卷神州。我们学校也不平静了，大字报、大辩论升级到大批斗，大抄家，大迫害，红卫兵小将横眉冷对往日受尊重的老师，有的被剃阴阳头被打骂，有些班甚至发展到同学之间的批斗。
初冬时节，我和阿芳登上北去的火车，混在人群中走出北京火车站。和广州相比，北京的革命气氛要热烈浓厚，除高等院校外主要街道中心区贴满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xxx、砸烂xxx狗头、誓死捍卫……、舍得一身剐敢把xxx拉下马......还以漫画形式丑化被揪斗者。有天我在王府井大街附近溜达，看到一条大标语：打倒方方！油炸方方！名字还打了个跟斗，用红墨水画上大叉叉。
听说我到了北京，方伯伯让小明接我到家里作客并住了一晚。方家住中侨办宿舍，与中侨办主任廖承志家为邻，老式的四合院宽敞舒服，院里种花草树木，客厅房间铺漂亮厚地毯。方伯伯高大魁梧，用潮汕口音普通话亲切询问父母和二姐的情况。我们和苏阿姨及孩子们在客厅聊天吃糖果，我告诉方伯伯，在街头看到油炸他的大标语。方伯伯仰头放声大笑，然后诙谐爽朗地说：油炸就油炸嘛！怕什么！哈哈哈！
这是我懂事后第一次见到、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方伯伯。随着文革打倒走资派、抓叛徒特务之风越演越烈，很快方伯伯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方家孩子流落四处。1968年冬小明被发配吉林农村务农，我们之间断了音讯。1971年9月方伯伯含冤去世，我在海南农场看到《人民日报》登载方方逝世小块“豆腐干”消息后，写信给报社设法转交方家，才得以恢复联系至今友谊不断。
小明赠送父母方方苏惠合影给二姐留念。
下面插叙“一封家信”的故事，从中可见我的调皮、二姐的严厉。
1967年广州城内外战火纷飞，派性武斗不断处处不安宁，家中也发生了大变化。父亲被批判母亲靠边站，父亲一楼书房被“封存”，全家搬到二楼住，三户市委干部家属进驻一楼。我渴望逃离苦闷压抑的家，于是与老友阿芳商量趁夏日到外地逛逛，两人盘算积攒有20多元，应可够到北京了。当时中央早明文规定停止大串联，免费坐车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有逃票办法。买广州—源潭短程票晚上登上北去慢行火车，刚过源潭查票了，我俩躲进厕所反扣门企图蒙混过关。不料很快被发现，虽然用尽力压住门闩，可门还是被强行打开，牛高马大的男列车员将我们扯出厕所狠狠摔倒在过道上。大雨如注的深夜我们被推出车厢，凶神恶煞的列车员特地交代：不准卖票给这两个死妹子，不准扒车北上！铁路小站四周黑漆漆，我俩龟缩车站售票室角落过夜，抬头看见几个字：连江口，离广州约100公里，到北京还有2200多公里！
出师不利，第二天买票不成，我们沿着铁轨向北走去，在下一站买到了短程票，继续踏上混票扒车之路。开始坐慢车屡被赶干脆扒坐载货车，途中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扒友相识了，他们中有大胆乱窜的学生、逃难者、上访告状人、无业游民流浪者等，大家一起交换流窜经验互相帮“睇水”。货车没棚顶任风吹雨打，坐在帆布盖住的货物上，白天太阳暴晒晚间凉风望星空胡吹乱侃也挺有趣。渴了掏出水壶喝一口（停车时下去灌自来水），饿了啃干粮，当时火车是烧煤的蒸汽机头，黑烟滚滚煤屑如沙落……
千辛万苦到北京，去红卫兵战友小峰家求宿，想不到被一口拒绝。小峰家住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爸爸机关干部妈妈街道居委主任，当时全国政局混乱严查进京人口，更不准随便让外人留宿。夜深我们却无处栖身，小峰也帮求情，看我俩满脸黑灰一身邋遢可怜巴巴，居委主任勉强开恩答允借住一晚。当时我还特别声明：阿姨，我爸爸不是走资派。此话后来一直被他们取笑。
北京为流散上访人员设了专门的接待点，我们安排住新街口一新建小区内，大楼首层作盲流临时住处，免费睡地铺可到附近饭堂搭食。我和阿芳买了市内公交学生月票，早出晚归四处游，探朋友逛商店看热闹玩遍了公园景点，暂时忘记了家中的烦恼实在不亦乐乎。玩得差不多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下站还要去上海呢，想起去年冬大串联天安门广场鞋被踩掉，一纸告急妈妈即汇钱，于是故伎重演向家里求救。
几天后收到回信，拆开看信是二姐代笔，字字掷地有声，句句恶狠狠责骂严厉批评。信中说：“……扒火车……乱窜……明知故犯，违反中央文件精神……正告：一分钱、半两粮票也绝不会寄给你……别做梦了……勒令，马上滚回来……”我顿时傻眼了，女儿远在异乡无钱无粮无住处，父母竟如此绝情不顾死活！转念一想肯定是二姐背后搞鬼煽风点火。反反复复看信一筹莫展，也渐感自己鲁莽行为实在过分，知错就改打道回府吧，不料老友坚决不肯，她还要去上海。怎么办？绞尽脑汁想出妙计：所有的钱（约10元）交给阿芳，打电报回家让她爸寄钱来，然后我再独自回穗。送走老友我几乎身无分文只好向接待站借饭票度日，为省钱每日二餐：馒头+白稀饭+咸菜，望穿秋水盼徐家汇款到。终于等到了！兴冲冲跑到收发室，踮起脚尖站在砖头垒起的石阶往窗户里张望，一位中年胖阿姨漫不经心看手里的汇款单问：你叫什么名字？**芳。在哪念书？广州红女中（执信中学改名了）初一（2）班。家住哪？广州**路*号*楼。有所准备背得滚瓜烂熟对答如流滴水不漏！眼看胜利在望，阿姨正准备将单子递给我了，顺口问：谁给你寄的钱啊？我爸爸。你爸爸叫什么名字？糟糕！我一时懵了呆了，关键时刻竟想不起阿芳爸爸的名字！我，我不告诉你！阿姨马上警觉起来，收起汇款单再次盘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出力搜刮脑子里所有记忆，明明记得是两个字啊……突然灵光一闪，大声高兴叫起来：*早！
阿姨鄙视地看我一眼，冷冷讥笑道：哼，迟啦！连爸爸名字都不记得?
（近4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阿芳费尽周折找到组织，执信闺蜜们广州欢聚一堂。席间我问起她父亲“*早”，老友大为惊诧，一个平民百姓为何我会惦记了几十年？我将当年“冒领汇款”的故事告诉了她，笑中有泪令人唏嘘不已。）
二姐的一封家信怒斥之下，改邪归正千里迢迢独自回家，看来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第二年底老三届扫地出门前学校大门口贴出通告：以下同学交齐外出期间借款，否则一概不能离校，吴卓坚榜上有名，欠款为：13.8元。奇怪的是同时出现好些查无此人，原来，登记借票者多用假名假姓假地址取巧。此时父母锒铛入狱工资停发我没钱可还，于是向学校声称：1.请校方到他们单位去追数；2.我免于上山下乡。此事如何处理本人至今不知晓，反正下乡时没人阻拦。
过去父母工作忙无暇多管教我们，二姐就是学习榜样带头人是弟妹们的表率，文革中父母被抓她义无反顾担当起“老大”责任（大哥被批斗自身不保，大姐远在外地工作鞭长莫及），尽量保护弟妹不受伤害，起码有饭吃有衣穿有家回。当时省军区成立了审查专案组，吴有恒专案组负责人全是解放军，一姓花一姓柳简称花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愿见他们，家里只有二姐和小妹与其打交道。1968年10月解放军找到二姐，向她出示了妈妈定为现行反革命的逮捕令，罪行是撕毁红宝书中毛泽东的画像（实际母亲已被逼疯精神错乱，想用纸给孩子们写信）。闻讯二姐如雷轰顶震惊万分，但此事她并没有告诉我们，而是将所有痛苦深藏心中。不到半个月吴家四位中学生上山下乡，此后家人分离落户九处，至于父母是否生存，只能靠小妹接通知送衣物开粮票作揣摩（省票关押省内，国票则出省），正是：大难临头家破人散。下乡期间二姐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给予弟妹精神安慰和鞭策，为节省纸张每封信都是写得密密麻麻的几大页，字里行间流露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信念，对妹妹关心的情深意长，每想到这我就心生感激，在我经历成长岁月中有二姐的心血。
1971年初我第二次回广州。没父母可探亲，坐一整天长途车翻山越岭到阳山看望二姐。1968年深秋二姐和广雅中学28名同学到粤北山区阳山县插队，这是广州下乡阳山的唯一知青队伍。学生们大多出身高干高知家庭，现父母成了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自然也成了“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在被韩愈称为“天下之穷处”山区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接受再教育。 阳山地处石灰岩山区，缺水缺土缺肥，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二姐原在新圩公社后转到更为偏远艰苦的江英公社，所在生产队最强壮劳力拼命干一天最多能拿10工分，年末折算只得8分钱！血汗钱真不容易啊，平日他们连玉米羹饱肚都成问题，比农场更难要吃更多的苦头，所以我每次给二姐写信总夹张8分钱邮票。
看我风尘仆仆而来，二姐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猪乸菜包糯米饭。听说有广州客人到，晚上知青们陆续来到二姐简陋的小屋，大家分别坐椅上床上，边吃我从广州带来的手信“鸡仔饼”糖果边聊天，我实在太疲惫了，缩蜷床一侧在众人说笑声中渐渐沉入梦乡。二姐带我到村民家和知青点走访，几天的接触让我深感当地农民的淳朴勤劳，更被知青们经受穷山恶水挨饿考验，坚强斗志乐观精神所感动。我要回去了，二姐设法弄了小袋番薯和只半大的鸡让我带回广州，吃玉米粗粮的阳山鸡很有名。上车不久就有两个戴袖章的人上来检查行李，当时中国到处严查投机倒把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商品不得自由买卖流通，活鸡也属不准携带物品之一。眼看二姐送过肥年的宝贝就要被查没收，急中生智我用手死死按住鸡头，心中祈祷：鸡啊鸡，千万不要叫不要有动静啊。终于有惊无险过关了，可怜的鸡却被活活闷死。呜呼！我把死鸡带回广州，和小妹享用了几天美味阳山鸡大餐。
为了改变农村文化落后面貌，二姐和知青们组织了大队文艺宣传队，她还将家里的手风琴“充公”给宣传队作演出乐器。后来二姐被抽调到县文化局，主要工作为编写演出剧目。
趁墟路上无车无人，远处群山连绵脚下大河奔流，几条船正扬帆行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二姐随姐夫到湛江工作，几年后回穗进入《广州文艺》杂志社。她工作兢兢业业，笔头功底好组稿能力强，从校对、编辑做到副主编。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社会变革激荡的黄金年代，《广州文艺》 如沐春风活跃在中国文坛，成为了广州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二姐的结婚照。记得婚宴设在姐夫家姐的七十二家房客大杂院里，除家人外还有左邻右舍来庆贺。
1974年二姐成为新娘子。在众姐妹当中，二姐是最会摆拍滴。
二姐、姐夫和妈妈合影。
1978年父亲在新会圭峰山写长篇小说《滨海传》，我和二姐三姐去探望，和父母合影。
父母晚年所居的梅花村“刘公馆”颇有历史传奇故事。屋主人刘纪文是中国同盟会元老，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第一任市长，1932年就任广州市长，任职期间对市政建设贡献殊大很有口碑。八十年代初父母从盘福新街搬至梅花村这座建于1933年、带花园欧式风格的老宅（父亲老友林克明前来拜访，该房屋为他设计），二姐一家也离开广雅中学的小家（当时二姐夫在广雅任教），陪伴照顾父母直到1995年搬离。1989年夏日，我带着五岁女儿回到父母身边，与二姐共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五年时间。
不久到了我37岁生日，那天爸爸特地交待二姐说要为我庆贺。晚上明亮的灯光下，餐桌摆着我最喜欢吃的大碟烧鹅，父母、二姐一家，我和女儿，全家大小三代人围坐一堂举杯共贺。生日蛋糕端上来了，小小蜡烛燃起了火焰，大家拍手齐声高唱“祝你生日快乐”，眼中噙着泪花心中默默许愿，我轻轻弯下腰凑近，一口气吹灭了跳耀的烛光……这是有记忆以来父母为我做的一次最隆重的生日，也是这辈子最温馨难忘最特别的生日。我深深地热爱这个大家庭，不管有多大的委屈艰难，我有义务让家温暖富足起来，因有给我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女儿。第二天清晨，迎着初升的朝阳我骑车出门上班，穿过梅花村-福今路-竹丝岗-东风路-越秀北路-小北花圈-中石化大厦，清风拂面绿树相伴一路轻快疾行，美好心情像斑驳阳光溢满心间。生命需要鼓舞与希望，心灵需要真情与滋润，感谢亲爱的父亲母亲，感谢爱我关心我的亲人和良师益友，你们的爱让我重拾信心和自尊，我会勇敢坚强跨过人生这道坎！
曾担心随父母生活的二姐对我们归来有想法，父亲说：放心吧！没有任何理由会不欢迎你回家的。在我万念俱灰走投无路之时，家无条件地向我敞开大门，二姐毫不犹豫伸出援手。二姐和姐夫相识于动乱十年，姐夫郑成波是暨南大学的越南归侨学生，家境贫寒父母双亡成长道路坎坷，他为人善良正派性格倔强耿直。在非常时期他凭朴素本能良知对“黑帮子女”同情关爱，虽然与“落难公主”各方面条件差距颇大，但他们相恋相爱并最终走到一起。二姐夫对父母敬重，每晚会陪父亲喝上一小杯，替父亲理发替母亲取药…….我下乡海南时他送亲手做的小木箱，天蓝色的漆面上有“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我将箱子用木叉撑起当书桌，夜间油灯下看书写信。
回家同一屋檐下，人到中年的姐妹有许多共同话题：工作学习、家庭儿女、情感生活等等，两人亲密无间无所不谈。二姐给人的印象是端庄文静气质优雅，感情细腻善解人意，不过，我发现此外表后的她更有一颗不甘寂寞勇敢执着坚守信念的心。我曾笑称二姐是“天上飞的仙女”，因在她身上有一股追求理想渴望完美、锲而不舍的浪漫主义精神。二姐文笔好多年从事文化编辑工作，当年杂志社成立了理事会，她四处奔走游说企业成为理事会成员，既为多家名牌产品广而告之又为单位创收作出贡献，双赢！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她不时会爆出一鸣惊人新闻，如1993年自费出书《这一株三色堇》，将自己成长过程以美照配靓诗形式呈现读者面前，是国内普通人写真集首创；儿子远涛是同性恋者，她接受媒体采访公开明确表态：理解包容关爱，以中国第一位支持同性恋儿子出柜的母亲闻名，成为“同志妈妈”……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此事各人不同见解，二姐笑对众议照样我行我素勇往直前。
1991年5月28日，二姐陪父亲出席吴有恒作品研讨会，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父亲去世后，兄弟姐妹共同决定将他的藏书全部捐献给家乡的五邑大学。1996年4月捐赠仪式结束后，姐妹在新会崖门留影。
家乡恩平建起“三老纪念亭”，父亲是三老之一，1997年9月，亲属们出席落成仪式。
远眺三老亭。
参观粤中纵队纪念馆。
退休后二姐的生活多姿多彩，她曾受聘为《源流》杂志副总编辑；爱美——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光鲜漂亮，她从不买名牌（无钱更无兴趣），多光顾又平又靓的街边小店，有些十多二十年前、在别人眼中过时的衣裙，可她穿在身上照样时尚得体；爱大自然一一她喜欢旅游喜欢摄影（最平常的照相机），到过祖国各地走过世界多个国家，疫情之下无法出远门，公园里的小草小花小鸟小鸭，老人孩子都收入镜头中；爱运动——只要不刮风下雨每天必到东山湖公园，手扬起六米长的彩带翩翩起舞，常有游客为她拍照录像，谁能想到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即兴独舞者，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呢！做公益——二姐坚持认准的事，多年来将大量时间精力投放到为同性恋群体发声排忧解难，每天博文不断，时时约见求助者。我多次劝她该减负收手了，趁还有记性还能思考能动笔，赶紧把自己的故事及平生见闻感悟写下来吧！她笑笑说，看到还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还放不下呀，别急，我自然会考虑安排滴！
吴家二姐确实与众不同，她像是一只蝴蝶在雨后的七色彩虹间飞舞，奋力划出美丽的人生弧线。我想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一一出彩，比喻十分完美地展示自己的长处。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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