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亲友会有活动，上午想拍摄东湖舞池附近蝴蝶状的花，却发现已经凋谢了。既然带了相机就不能白来，跳完舞随手拍了另外几种花，美化此文版面，也让网友们分享春色。（阿坚于2009.3.31中午）

凡人故事之安庆裁缝杨上林

□ 吴幼坚

阿坚的话：

    牛年即将来临之时，我的一篇人物通讯在《羊城晚报》纪实版发表了。文章原是另一杂志约写的，打算配合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记述羊城百姓的命运变迁。拖到2009年春节前还未发表，我决定改投晚报，终在年二十九这天与读者见面。我只有一份晚报，拍摄之后把报纸拿给主人公小杨，他却回安徽老家过年去了。年后再送报纸给他，小杨开心地告诉我，附近省人大的熟客早就对他说：“呵呵，小杨你好了不起，《羊城晚报》都登了你的故事，还有照片呢！”小杨一叠连声地向我道谢，说大姐你写得太好了，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还说要将这份报纸长期保存。他说看过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对我的采访，很佩服我。这实在令我惊讶，他竟能无意间看到，太巧了呀！不过在公园跳舞的老人们，也说好几次看到我上电视，只不过原先不敢声张，怕我不高兴。生活中我有很多熟人，关系都很和睦，碰上总爱聊几句。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卖菜、理发、美容、扫地、收废品……如果不是关注起同志群体，退休后我会把凡人故事一篇篇写出来。当然，同志亦凡人，我也正在写他们的故事，只是没有稿酬。我体会到，善待他人，自己就活得安然而快乐。

正文——

    晚上9点，我离开梅花村的家，抄近路去私人工作间。在通往西门那条“梅花小弄”（我心里为这条路取的名），一辆自行车迎面驶来。骑车人一手握车把，一手扶着车尾架上的大包。那包鼓鼓囊囊明显超宽，让我不免替他捏一把汗。可他车技演员般从容，驶近时不忘打声招呼：“大姐，你好！”没等听清回应，就往东门驶去。他也是抄近路，从福今路回中山一路的家。5年来，不分春夏秋冬，他都风雨无阻地经过。

    骑车人叫杨上林，“福今时装”店主，来自安徽省安庆市的裁缝。小店只租半个铺位，右邻右舍是牛奶店、精品屋，夹在中间并不显眼，生意却不错。2月29日上午，我陪记者小玲去做衣服，店里已有两位街坊大姐在取货，她们边笑着摇头：“小杨总不按时起货，总要拖……”边对我解释：“来惯了，他服务态度好，我们喜欢帮衬他。”小玲要做带职业装特点的孕妇裙，小杨让她先挑衣料，指明哪些才是纯棉的。我看中好几种漂亮的，他都强调不合适，给小孩的要透气。我半开玩笑：“不是给小孩，是给母亲哦。”他一本正经：“一样，怀着小孩都要透气。”小玲问：“瞧你挺年轻的，有孩子了吗？”我代答：“两个儿子，读高一、高二啦！”小玲嚷道：“哇，好厉害！你多大呀？”小杨答：“1968年出生，属猴的，今年40了。”他为小玲量好尺寸，建议去海印布匹市场买料，“交给大姐带来，省得你辛苦跑一趟。”说话间，来了位退休干部模样的男人。“呵呵，小杨，你好啊！”小杨忙应道：“好，好，都好！”见我拿着相机拍摄店容，男人明白是采访，故意说：“小杨活计多得做不赢，起货不准时，我不给活儿他做……”小杨驳道：“不给？你这些年可没少光顾！”

    墙上挂满衣料、成衣，四周堆满新接的活儿，还摆着缝纫机，转身都不太方便。在这浅窄之处，杨上林依然注重形象。他身穿自己做的深蓝底暗红细纹西装，浅蓝衬衫，留着分头，说话柔声细气。他老家属安庆市，那是国务院单独、特批的唯一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素有“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其境内的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天柱山被汉武帝封为古南岳。安庆是黄梅戏的发祥地，发生在安庆的“七仙女与董永”传说，借《天仙配》而家喻户晓。中国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也发生在安庆。乾隆年间，徽班领袖程长庚创造了国粹艺术——京剧，而被誉为“京剧鼻祖”。安庆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两人于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就义。此外，中国“新鸳鸯派”文学代表人物张恨水，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两弹”元勋邓稼先，将军外交家黄镇，佛教领袖赵朴初，等等，都是安庆人引以为荣的同乡。

    而杨上林只是安庆芸芸众生之一。他父母都务农，父亲是个党员。平原地区多种水稻、棉花，湖里还产鱼虾，生活勉强对付。5个孩子他排正中，家里让他们都读书。“大哥比我大5岁，既聪明又刻苦，他每晚在煤油灯下做功课，给我童年留下很深印象。”可惜只有初中文化，没能考上美院。后来开工艺社，靠刻字、画画、书法为生。同样只读完初中的小杨个子瘦小，参军不够格，务农熬不住，于是进了服装厂。先踩两年缝纫机，再学3个月工业化裁剪，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厂里对外加工棉大衣，不愁没活路。1990年他和青梅竹马的未婚妻成亲，3年内生了两个男孩，生活平静安稳。

    外出打工的人渐渐多起来，听说每月能挣一两百元。20出头的小杨心痒痒的，在厂里月薪不过几十元。先在厂里办裁剪培训班，向社会招收了30多个学员，自己义务授课，收入全部上缴。他的裁剪知识从实践到理论迅速提高，底气足胆子大，1993年征得妻子同意，迈出厂门去闯荡。先到上海大众服装厂，裁剪、制板一肩挑，压力太大，半年后跳槽找了份轻松些的。到1994年上半年，已换过几份工，月薪500～700元，心里明白这就到顶了。

    一个在广州立足两年的亲戚，说广州机会多、工资高。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杨上林决定搏一次。“那时候广州对我来说，是个遥远的梦。”听小杨如此讲述，我有点吃惊，再想想也不奇怪，他初中毕业，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了。1994年8月，小杨跟着亲戚，先坐轮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汽车到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到广州。虽然在上海打过工，但广州这座南方都市，还是给小杨强烈的第一印象：“哗，到处高楼大厦，霓虹闪亮，看得头晕眼花。人们衣着比内地时尚，透着港式风格。”他们坐小货车到东山，挤住在亲戚家，去别的档口车衣。工钱低不说，连饭也吃不饱。他骑牛找马，在海印桥附近一档做到1995年底。月薪1000元，包吃住。吃还过得去，住则在店里，收工后男的睡铺面，女的睡阁楼，蚊子成团结伙来袭击。

    小杨计算过老板月入毛利一万多元，心想打工非长久之计，有机会也要当老板！他开始留意，后来在共和路找到一个铺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咬咬牙，用刚到手的1000元交了押金。事过12年，小杨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那是1996年春节前夕，我把过年的钱全贴了进去，空手回家筹款，心里害怕得脚发软。问了好几个人才凑够6000元，我非常清楚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搏。如果失败就将血本无归，从此背上一身债，妻儿也跟着受累。所以，无论如何要成功！”

    1996年3月，杨上林带着两个师傅、两个工人来到广州。5个外乡人全住在店里，开始创业。没有熟客，语言不通，唯有等候顾客上门。头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毛利，顿顿都吃大白菜，没敢买肉。老乡们都体谅，要站住脚不容易。3个月后，口碑传开了，回头客一天天多，还介绍来许多新客。讲到这里，小杨很是感慨：“和上海相比，广州的人情味浓得多。就拿做衣服来说，即使做得不合意也不责备，让你改改就是了。顾客一旦成了熟客，认准了你这家，就大小活计都交给你。还每次经过都点头微笑，老人更把你看作晚辈，一口一个小杨叫得亲切。再难的活我都接，西装、中山装、旗袍……穿在模特身上往门口一站，最好的广告！”

    生意渐渐做起来了，一直租房做宿舍兼工场。2002年，杨上林申请银行按揭，交了5万元首期，在中山一路买了套76平米的二手房。此后月供2000多元，不出几年就交齐24万多元成为屋主。“现在那房子已经升到五六十万元啦！有了它我才有安定感。如果广州能规定一条，外来人口连续服务多少年就可以入户，那我就更有奔头了。”小杨固定请3个女工，包吃包住。自己早上8点多起床，9点骑车到店。除了量体裁衣，三五元的小生意也做，并非“大鸡唔食细米”。午饭或者女工送来，或者买个盒饭。下班时段顾客多，女人要慢慢挑布料，选式样，试衣服，占不少时间。男人则快捷得多，男顾客拿裤子改短、挑裤脚，往往放下就走，改天直接来取货。忙活半天小杨直犯困，趴在缝纫机面板上午睡。顾客喊醒他时，双眼总布满红丝。晚上快9点才收工，把白天接的活放进两个大包，运回家逐一吩咐女工如何做。任务分派完毕，自己才吃夜宵。等躺下时，已是凌晨两点。

    中山一路那房子说是家，其实并不准确，家怎么少得了老婆孩子？2006年春节，妻儿从安庆来到广州，一家四口和和美美过了个年。孩子们先回去开学，妻多留些日子。看邻近那家“云云服装店”，夫妻俩同出同进，有商有量，自家老公长年累月独自守店，妻有些心酸。我每天路过，她都坐在缝纫机旁埋头干活。听说我要写她男人，还拿我发表《小鱼儿阿美》那张晚报做示范，她连声反对：“他哪有什么事迹，不要写不要写！”小杨只好向我使眼色，等妻子离开广州才接着谈。那张晚报在他口袋里早已折皱了。他再三说，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能将创业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也有意思。年轻时曾想钻研服装设计，可惜挣钱养家负担重，没能实现愿望。这半间铺位租金近2000元，还有税收、工钱、伙食、原材料……不敢掉以轻心。从1994年奋斗到如今，一切为了儿子：“我读书少，就想多挣钱供儿子读大学，有本事接着读硕士、博士，一直供下去。我的梦就靠他们圆了。他俩都在省重点中学，很懂事，长得又秀气，嗨，比我秀气多了！”

    手机铃响，小杨接听：“你好，大姐！过两天吧，两天。谢谢！”和我没说几句又被另一个来电打断：“你好，大哥！做好了，随时来拿吧。”他在挂历上标满接活起货的日期。我说，真是生意兴隆啊。他毫不掩饰自豪：“大儿子觉得爸爸生意太好太辛苦，叫我不要干了，回家陪他读书，准备2009年参加高考。你猜他怎么讲的？‘老爸，将来我考上广州的大学，你再过来！’”说着，安庆来的裁缝杨上林，疲惫的脸上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原文刊于2009年1月24日《羊城晚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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