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幼坚

令人怀念的老宅

    听说我住在梅花村，许多人都羡慕：那可算广州市久享盛名的住宅区了！是的，1983年我和先生、儿子陪父母搬来时，村里还有许多幢风格迥异、中西合璧的楼房，被围墙分隔成一个个小院落。我家和另一位离休干部家，分别住在一幢楼的上下两层。据说原屋主是国民党时期的市长。我们把原先供勤杂、保姆等人出入的后门，改为我家单独使用的院门，客人来往十分方便。又在天台加盖了个厨房，哪怕子子孙孙都回来，也不愁没地方煮饭菜了。

从马路对面拍摄的老宅（郑远涛摄）

    我在心里把这一处叫作老宅。其实“文革”前住的法政路“平园”更够格称老宅（我迟早会写些平园旧事的），但这里是父母度过人生最后岁月的地方，意义不一样。老宅有大片大片红色厚瓦盖的斜屋顶；有与客厅壁炉相通的方形烟囱，我在这个真正的壁炉前照过仿古相片；有用结实木料做顶棚的尖顶阁楼，大木门一关就自成天地；有从我住的西侧房间直通一楼的暗道，不过遮盖道口的木板在我床底下，没人会走那条路。从一楼沿石阶直下，可达偌大的地下室，那里成了先生与朋友们探讨摄影艺术的场所，我也经常充当他们的摄影模特。历尽沧桑的老宅本已墙壁斑驳、门窗破损，但父亲看中当年梅花村的清静，打算就在此安度晚年。这里是属省委管理的机关宿舍，由羊城晚报社作必要装修后，我们一住就十来年。父母住的东侧房间靠近大阳台，父亲常陪生病的母亲出去看花。邻家前院一棵绿叶繁茂的白兰树，枝桠渐渐伸展过来，很让母亲喜欢。父亲始终最赞赏我家小院内唯一的红棉树，它长在楼房北面，每年春暖便燃起团团火焰，照亮了我们的家。

父母与孙辈在老宅大阳台留影（郑成波摄）

    母亲1993年冬病逝后，父亲也于1994年秋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生前对问及为何不买下房子的老保姆说，女儿女婿有各自的单位，他们能解决住房问题。还说，组织上不会赶他们出街的。我听了以上转述没说什么。有人建议父亲在晚报买一大一小两套房，将来留套小的给我，父亲也没答应。父母去世后，我和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报名参加单位分房，却总是迅速地被刷下来。人们认为能住进梅花村的就不该和其他人争。1996年我们主动搬出老宅，那幢楼很快被拆掉，原址上矗起了9层高的宿舍大楼。省委房管科曾给过几处地方让我们挑，因我们都不是省委干部，不能买只能租。我们舍不得离开梅花村，拣了村东头一厅两房约50平米的一套房，安下了新家。

搬进雅致的新家

    这是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4层楼房，每层住两户。外墙的黄皮早褪色脱落，木头门窗也已残旧变形。我们住一楼，窗外空地堆满废弃的建筑材料，楼上有些住户也往下扔垃圾，那儿简直成了老鼠天堂。后来肥硕的老鼠还经常在下水道潜泳，然后从便池里冒出来，吓人一大跳。1993年我自费出版个人写真集《这一株三色堇》，已掏出小家庭仅有的2万元。这回为改善生存环境，我和先生咬咬牙，拿出近3年的全部积蓄3万元，连同房管科给的几千元，请人将房子装修一番。圆拱形的水泥预制件屋顶要吊天花，地面要铺瓷砖，烧柴的炉灶要拆，污脏的厕所要建，还要把所有窗户安上铝合金窗和纱窗，阻挡猖獗的蟑螂蚊蝇。两三平米的阳台破得不成样子，外面恰好是长着杂草的空地，散布着猫屎狗屎。经请示，准许我们推平阳台，垫高空地，紧靠房间搭建约10平米的临建房。这下可解决了大难题，几个书柜放得下了。装修进行到一半，工程队建议包木门门框，我们想，如果剩下这还带翻窗的旧门，实在太不相衬，也就同意了。全屋6扇木门，正门和临建房侧门还要加铁门，单这一笔就不是个小数目。新家和老宅相距不过两三百米，装修期间我们一有空就去看。村里住户多是省市机关干部，晚饭后散步走到那边，不禁奇怪了，谁住这破地方还舍得下本钱装修？为节省搬家费，那些天我们无数次往返运送小件物品，16岁的儿子也一块儿忙碌。等到大部分书籍运过去后，路过的人都猜测说，这儿莫不是要开书店？

母子俩以老宅红瓦顶为背景在天台留影（郑成波摄）

    我们的家具全是旧的，但房间粉刷得雪白，墙上、桌上镜框里镶着自家拍摄的彩照，各处摆放着作者历年所送不名贵而美丽的工艺品，加上每间房内都摆着放满书的柜子，整个家显得蛮有文化品味。我请《源流》杂志的同事们来作客，他们这门进那门出地东瞧西看，总的评价是“禾秆盖珍珠”，说没想到外观如此破败的楼房内，会有这么雅致的居室。儿子的班长上我家来玩，打电话给家长说：“妈妈，我正在同学家参观工艺品展览哩！”住进新家的第一晚，我躺在床上，环顾四周，心里一阵欣喜：住这房间感觉跟宾馆差不多嘛！

为挣钱埋头苦干

    那时，《源流》只是省内发行的双月刊。这家以弘扬革命传统为宗旨的杂志，提倡奉献精神。它的主管部门——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有大批老前辈为我树立了榜样。我算是从《广州文艺》借过《源流》工作，任副主编，采访、编稿、校对连同画版，每月报酬450元，再加交通费45元。次年我50岁办了内退，从原单位领到的退休金有限（至今我和几位老同事仍无法参照公务员标准领退休金，我目前领近1800元）。先生从中学调入大学时间较短，待遇并不理想。他提前退休，在附近开了个小小的“三色堇摄影店”，后来却让给徒弟经营，自己每天骑单车过芳村，往返几小时，帮朋友打理摄影店。早出晚归不辞劳苦，月薪800元。我不好说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人。父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地离世，7个子女获得的，只有宝贵的精神遗产。连父亲的全部藏书，我们也捐献给了五邑大学。当时，面对小家只剩个零头的存折，我想，要让它一点点多起来。

    有句老话说，“百无一用是文人”。我的特长唯校对与编辑。因为敬业，我在行内口碑很好，不愁没活干。征得《源流》领导同意，我在完成本职之余公开地兼职。最多时在4家不同类型的杂志任职，副主编、执行副主编、特邀副主编、编校，等等。我还向多家出版社揽活，大多是费神而报酬低的校对。按行规每万字8元～10元，某出版社希望我优先为该社服务，社长特批每万字12元。不少单位和个人听说我校对质量有保证，特地找我帮忙把关。有些知识如文物、粤剧、诗词、音乐、医药等，我并不熟悉，但既然人家信得过，我就勤查资料，多请教专家，力求把原稿的差错也给指出来。亲友议论道，逐字逐句看砖头这么厚的书，连标点也不能放过，真是看到眼都湿了，才领那么些钱，不做也罢！我回答说，别人看书要花钱买，我看书能拿钱，还不断拓展着知识面，何乐而不为！真的，若不是有任务，我又怎会涉猎诸如《海关法》、公务员考试应知等内容呢？

    在最忙碌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像上紧发条的钟表。早晨，儿子上学先生上工，我回源流杂志社。中午，赶回家做午饭，儿子稍歇一会就得上课。我连碗筷也来不及洗，要抄近路赶去五羊新邨，参与办一份时尚杂志。天黑才下班，路过菜市场匆匆买点东西，又赶回家做晚饭。儿子升高中了，要注意营养。碰上校对安排在深夜，干完家务才穿过福今路去印务公司，坐在电脑员旁看着荧屏……做完一切回家躺下，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钟。有个阶段去某影视杂志干，编辑部在广州电视台附近。下午坐公车去，傍晚环市路大塞车，久候不如步行，走一个多小时回家。遇上这种情况，儿子便自己买盒饭吃。凡五一、国庆、春节长假，我都提前领回一两部书稿，假期里没日没夜地校对。一次，赶完书稿已是早上8时，为了不失信用，我请朋友骑车替我送去石牌交出版社，自己则打的赶到市中心的印务公司。近几年校对任务少了，我除继续认真编稿外，写东西越来越多。总之，10年来大小假期都甚少纯粹地休息，好像已习惯从工作中获得乐趣。辛勤劳动获得回报，我们供儿子读完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尽力满足他买大量价格不菲书籍的需求。我用完税后炒更所得，先后为家庭购进4台空调，还逐年添置一些家具。而存折中的数目，也在渐升。

             在父母度过晚年的老宅留有无尽的思念（郑成波摄）

屋旁小树的启迪

    临建房是我的书房，靠墙放张别人淘汰的大书桌，非常实用。因为家离泊车位近，垃圾车也常停在床头的窗外，刚住进去时我还会分心。头几天夜里总听到奇怪的响动，怕有贼撬门盗窃，但又想，贼也该估摸出有钱人不会住这屋吧。后来我壮着胆出门观察，才发现是二楼的猫在铁皮屋顶上闹腾。梅花村实行小区管理后，保安日夜巡逻，我干活自然更专心。身后放着两辆单车，还有洗衣机、干衣机。经常是机声隆隆中，我面壁而坐，气定神闲。卧室安装了空调，但为省电，一门之隔的临建房只用风扇。不少来过我家的作者都感慨地说，没想到你是这样工作的。我和先生都坐不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静候货币分房落实吧，一等就是几年。所租之楼据称产权不明晰，也太老旧，原先的省委住户都买房搬走了，新来的都是些临时租户。2000年4月末忽接通知，广州要“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临建房须在10天内拆除。我家不想成为“钉子户”，父母虽不在了，我仍十分珍惜先人的名声。情急之下向晚报求助，5月8日即让我与另一家合租环市路一厅两室。工作间虽不近，也解了燃眉之急。

    我舍不得撤掉梅花村的书桌，但它几乎占去半个阳台，人坐在桌前，背脊就会贴着墙。全家衣物晾在头上，洗衣机移进了厨房，干衣机搬进了走廊。我躺在卧室床上，向阳台外望去——咦，哪来的一片绿荫？南方盛夏正午的阳光，透过枝叶间隙射下来，变得柔和清爽。出门一看，紧挨着拆掉的临建房，不知何时长了一棵树。看上去它已非幼苗，该属树中少年了。嗨，朋友，你默默陪伴我家两三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哩。此后，我们特别爱从侧门进出，一天看树好几回。除去了临建房的遮挡，它在阳光下风雨中疯长，很快就高过一楼，窜上二楼。先生赞叹道：“简直是奇迹！可它是什么树，又从哪里来？”我答：“管它什么树，说不定是鸟儿屙屎遗下了种籽。”

    虽说小屋雅致，住下来才发现种种不便。年久失修，化粪池多次溢满；每逢停水，因小楼没有蓄水池，要走几百米再爬上9楼，去育才学校老师家洗澡。邻近大楼住有父母生前相熟的一对夫妻，也是离休干部，我们急用水时也会去他家提几桶。他们关心地问：“你妈有病不能考虑那么周全，你爸怎么也不提前买下房子呢？”我不知怎回答。有些人夫妻各自买到福利房，还能关照已成年的孩子，对比之下父母是很吃亏。我想到二妹曾问父亲，80岁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怎么想，父亲说：“多少人死都死了……”想起这话我就热泪盈眶。参与办《源流》，我常常被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所震撼。高尚充实的精神生活比富足安逸的物质享受更重要。在争取和捍卫合法权益的同时，我会把身处逆境当作一种磨练。

    一年又一年，屋旁小树长得主干粗壮，枝桠舒展，还结出一个个青果。果儿慢慢转红，吸引了树下打羽毛球女孩的目光。那天我亲耳听到两个穿校服的女生猜测说，这应该是荔枝。我忍住笑回屋告诉家人，先生问：“它到底是什么？”我答：“野杨梅。红果熟透落地会惹苍蝇，鄙称乌蝇果。”儿子说：“叫野杨梅好。”儿子和我们一起在这小屋住了10年，坦然地和中外朋友交往。我曾不无歉疚地对儿子说：“你不比我们家第三代任何人差，爸妈却不能给你更好的条件……”他截断我的话头：“妈妈，不要再这么辛劳，不要再给自己增加压力。你已经做得很好！”

终于买到二手房

    2005年，上级有关部门宣布，广州市直属机关离退休干部货币分房启动，房款分三年付给。我是文联唯一要落实此政策者，款项得以一次领足。先生单位参照执行，两人合共得款23万元。我极想在梅花村买房，无奈贵得离谱。兜兜转转，最终于2006年春节，买下龙口西一套103平米二手房。因它靠近铁路和公路，50万元成交。我们喜欢它在23层高处，可以远眺蓝天白云、绿树青山。为一次付清房款，除夫妻共有及亲友暂借外，我个人拿出了13万元。若按校对每万字10元计算，10万元相当于校对1亿个字，也就是10万篇千字文。说起来钱财包括房屋都是身外物，只不过买了以后就不至于被动。梅花村那栋旧楼熬不过十年八年，屋旁已高至4楼的树也未必保得住。但我会记住它们。

    有人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对应的树。将来提到梅花村，我一定会想起父亲的红棉，母亲的白兰，还有我的……无名野树！

搬出老宅前回望并记住它的模样直至永远。（郑远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