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写老照片说明：1985年12月，将满40岁的阿坚我去北京组稿，与出席全国“青创会”的广西作者在会场外合影。 

雪花纷扬  思绪纷扬（一）

□ 吴幼坚

 还不到9点，大栅栏就收敛了白日的喧嚣。我走在首都寂寥的雪夜里，一辆摩托戛然停在身旁，戴头盔的大个子招呼道：“捎你一段，啊？”我连声谢绝，继续寻觅女友的家门。不知谁的脚步声越响越近。“很冷吧？”他突然问。我侧过脸，打量着戴眼镜的年轻面孔，随口答道：“不冷。”“你从外地来？找到地方了吗?”他很关心。我边查看门牌边说：“没哩，就在这附近……喔，正是这家！”直到听清楼上女友的应答，他方肯离去。   

       女友也是位中年编辑，哈哈笑着打趣：“阿坚，那两个人把你当成年轻姑娘啦! ”我也笑起来：“如果在明亮的灯光下看清了我的皱纹和白发，他们会吃一惊。”他们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到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在飞雪中迎来人生的第四十个春天。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我，我也一遍遍自问，可我无法说得清。  

       我尝过独自出门组稿的种种滋味，有快乐，也有烦恼。当我在汽车、电车、地铁上，与拥挤的人们摩肩擦踵时；当我跺着脚，呵着气，在路边吃烤白薯权当午饭时；当我腰酸腿疼还要在路上奔波时……我心底会涌上难以名状的惆怅和孤独。出差前，6岁的儿子恋恋不舍： “妈妈，你去北京过元旦，一定一定回家过春节吧？”我说：“那当然。”丈夫以前曾问我组稿一般去多久，我答：“快则20天，慢则一个月。”他不无埋怨地说过：“你的时间是你的，我的时间也是你的，说走就走。”又说：“我知道你不去够一个月是不会回来的。”如今他只是默默地看我收拾行装，叮嘱我多加保重。相识20年了，他了解我。 

       出席全国“青创会”的数百名代表中，有大批来自各地的《广州文艺》的作者；北京、天津还有众多《广州文艺》的朋友。我受编辑部委托，向他们面致问候和谢意。在会内会外我与人们广泛地接触，反复宣传本刊“都市、开放、青年”的特色，“真实、新鲜、活泼、亲切”的风格。只要让人们认识和喜爱我的刊物，好稿自会源源而来。可以想见，我脸上时时泛着笑意。

       却不料天津的小A，在与我首次见面、听我与人笑谈后，竟说：“阿坚大姐，我发现你的眼睛没有笑。凡是心灵负重的人眼睛都不笑。”我无言以对，暗自佩服他的洞察力。彼此了解那么浅，眼下时间又那么紧，面对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作者，我能说什么？小A比我坦诚，他说：“别看我与三教九流的哥们笑笑闹闹的，我的眼睛并不笑。”他是顶着“右派崽子”的黑锅降临人间的，红领巾、团徽与他无缘。母亲几十元工资仅够一家四人糊口，还要接济劳改的父亲。“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吃饱，只知道吃完自己的一份就是了。再冷的冬天也只是短裤外加条棉裤，没有穿过衬裤、毛线裤……”他轻描淡写，我一阵心酸。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比小A幸运，但我记得10岁那年，班主任突然问：“你爸爸成了反党集团头子，知道吗？”我愣住了，老师又说：“文件都发下来了，报上也登了消息。”此后，父亲果然受了很重的处分。虽然“组织处理从宽”，我们家仍留在广州，但紧接着涌来的“反右”浪潮，却把父母老战友一家、我五叔一家，以及无数个温馨的小窝，打得支离破碎。我失去了亲密无间的小伙伴，失去了坐过牢、负过伤的好伯伯，五叔被发配到山西，父亲也因有着强加于他的“主义”、“联盟”等等，变得不可亲近……我的学生时代是温饱、顺畅的，但自从我心头蒙上了阴翳，眼中就隐含着忧伤。   

       哦，眼睛，心灵的窗户，其实我也同样透过你，察看着别人的心灵。数月前，一位在全国薄有名气的青年作者小B 由别人陪同来访。在我想象中，因处女作打响而稿约频频的青年，免不了夸夸其谈、洋洋自得，我是不愿凑热闹为之捧场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小B 沉默寡言，有一双布着红丝的忧郁的眼睛。几天后，我单独请他喝咖啡。“我最小的妹妹也比你大三岁，‘文革’时父母被关押，哥姐们全下了乡，她靠每月15元生活费，独自捱过了中学阶段……”我这些话牵出了他对往事的回顾。他还是个小学生，父母就被赶到外省的干校去了，每月将他的伙食费汇给北京一个小饭馆。男孩子哪会计划开支呢，用钱总是前松后紧，月底的十天八天就身无分文了。“那怎么办呢？你上哪吃饭?”我关切地问，他注视着坐在对面的我不吭声。“你在北京有亲戚吗？”我再问。“那时候，用大人们的话来说，”他语调沉缓，眼睛一垂，说道：“我就……学坏了。”我再没追问半句。不要责备从他眼中看不到明净的蓝天吧，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共和国的天空彤云密布，严酷的生活逼他过早接触污泥浊水，他还缺乏免疫力。

    雪花纷扬 思绪纷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