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狂人杨润根：

                孤桨难于逆转巨船

 文/记者熊明  图/记者孙小尘

中国的《论语》、《老子》等先秦典籍已流传千年的诠释，突然有一天被人斥之为“制造了种种愚昧无知的烟雾”。您会认为是真知灼见还是搞笑戏说呢？写出了《发现论语》、《发现老子》《发现孟子》等一系列的“发现”著作、洋洋500万字的杨润根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2009年12月25日上午，记者带着重重疑问，走进了江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润根先生的办公室。近距离倾听学界狂人杨先生的学术发现之旅。

                                   否定之否定

     眼前的杨先生中等身材，衣着朴素，在黑乎乎的斗室中似乎还显得皮肤有些黝黑。人非常健谈，谦和，儒雅中透射着一股子倔劲与豪气。

    杨润根先生1957年10月出生在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江西吉水县，自称是杨万里的后裔。勤奋好学的杨先生初中时就精心研读过鲁迅著作。受鲁迅先生那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的观点的影响，很少读中国人写的著作，但偏好阅读外国的科技、哲学书籍。1982年杨润根先生偶然从《参考消息》上读到关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系列介绍，让他极为震惊。当时他就判断，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成果说明中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观念都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他得出了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逻辑推理：如果中国古人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如此的杰出卓越，那么他们在哲学思维领域就决不可能像汉代以来的先秦典籍的解释者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低劣和无能。

他开始产生了那种关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完全否定性的观点。

                        从中专生直接考取研究生

    杨润根先生1978年考入吉安卫校，学的是医学和卫生检验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了江西德兴银山铅锌矿二医院工作。

    当时分配到那所医院的同事有好几个，学历也参差不齐，大学的、大专的都有。中专的只有杨润根一个。大家都不安心山区的生活、工作环境，都想从山沟里飞出去。当时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外语不过关，整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自学外语后，后来斗胆去考大学，而且是直接报考研究生。

他渴望有一个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条件、有更好的学习氛围、有图书馆可以查阅资料的场所。他相信自己在哲学思想学领域会有成就。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杨润根先生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研究生。导师张文勋先生主讲的课程是《老子》和《论语》。在讲课中，导师对许多流行的观点和解释提出了不同意见，甚至批评和责难，这又一次使杨润根先生感到非常的惊异和极大的震撼。

   对于像《老子》和《论语》这样一些基本的先秦典籍，杨润根先生以前一直以为已有公认一致的看法和解释，是不容置疑的。对中国古代典籍，杨润跟似乎天生就有种畏惧感，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理解。因此，自己就没有读过原著。在云南大学求学期间，导师要求他读原著。不但要读，而且还要写心得！

    杨润根开始阅读《论语》和书中附带的注解。但越往下读，越感觉注解似乎是错误的。可当他运用思辨逻辑来直接读《论语》原文，却感觉很熟悉，很容易理解。后来，杨润根又系统地阅读《老子》、《孟子》等原著，这些原著再一次使他感到非常的惊异和极度的震撼，感到似乎非常熟悉原著中的语言和思想，并且他所理解到的这种语言和思想与历史上各种各样的解释都大异其趣。

后来他又发现，自汉代以来的各代学者对先秦典籍的解释都各不相同，解释者之间也相互攻击和指责，在相互指责之中产生了几乎是无尽无穷的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注释)著作。这一切在杨润根先生看来正说明人们自汉代以来，并没有找到对先秦典籍的正确解读方法，否则就不会在那些最表层的文字和语言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并各异其说。杨润根先生认为，那些成长在科举制度下并为科举而活着的人是最愚蠢的，经典就是被这些人搬弄得不成样子。

                          著书立说，吹皱一池春水

    杨润根先生寒窗苦读数十载，广泛涉猎东西方文化典籍，以鲜有的理论魄力和批判勇气攻击汉代以来的解释经典的方式。他认为汉代经学的表音、假借、虚词和考据这一套经典解释理论和方法是不科学的，是对先秦经典的曲解和背离。于是，他决定著书立说，决心以自己的视角重新解释先秦典籍。于是乎，杨润根先生的“发现”系列著作的横空出世。

杨润根告诉记者，1992年，杨润根以为《老子新解》（上、下册）会引起巨大反响，知识分子会对他歌功颂德，结果却招来许多非议甚至敌视。

     聊起著作出版的插曲，杨润根显得很无奈。1995年杨润根先生到上海三联书店联系出版事宜。三联书店的编辑倪为国先生代表上海米拉文化公司买下书稿《论语新解》、《老子新解》。他本人认为这两本书稿很有价值，准备大量出版。倪为国先生当时复印了几十份样书，发给国学专家名流阅读。希望通过专家名流之口来炒作一番。谁知道，专家们却不敢苟同，甚至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一晃就是七年过去了，《论语新解》、《老子新解》这两本著作硬是在上海出版不了。

无奈之下，杨润根先生又带着书稿上北京去另寻机会。

    在北京，杨润根先生遇见了北京图书传播研交所路野（周双丰）副所长。路野先生对杨先生的书稿非常感兴趣，非常愿意对杨润根先生的书稿出版事宜进行宣传策划。并将书稿更名为《发现论语》、《发现老子》。（所以才有了杨润根先生一系列的“发现”著作）

    在路野先生的帮助下，上百家报纸对杨润根的书稿进行报道。中央四套、中央十套还有石家庄、天津等地的媒体也都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引起了全国轰动。2003年春天，杨润根先生的《发现论语》、《发现老子》终于在北京正式出版发行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部“发现”著作一出，立刻在学术界和读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质疑的、谩骂的、支持的、赞赏的都冒了出来，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海一家报纸在一篇“《发现论语》，新见还是搞笑？”的文章甚至在结尾写道：其实相去已两千余年，以作者之胆识，原本不必把古籍解读变成“与时俱进的学问”，来重新发现什么《论语》，而完全可以不假依傍，另做一本新《论语》的。

    让杨润根先生感到郁闷的事情还不止这些。一些学术组织鉴于杨润根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经常会邀请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1998年11月，杨润根先生应邀到上海参加“李约瑟博士与中国科学文化研讨会”。杨润根先生向大会递交了4.5万字的《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现代化资源》论文，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但也有个别学者直接骂他“最傻”。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里唯独没有杨润跟先生的那篇论文。2000年春季，这篇论文才得以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公开发表。2006年秋天，杨润根先生到四川参加一个国学会议，杨润根先生一篇4、5千字的《论后生可畏》的论文也没能在会议论坛发表。在杨润根的眼中，“国学家非常脆弱。经不起一点点批评。一点点批评就可以使他们深信不疑的学术倒塌！”杨润根先生说到激动处禁不住大声地质问：“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为么不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

    不过，面对学术界这些不可思议的动作，杨润根先生还是非常乐观的。在他眼里，支持他的读者还是占多数！

    四川联合大学哲学系给杨润根来信说：“书的使用价值很高，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指出：“《老子新解》用现代哲学的语言阐发《老子》的深广内容，是我国《老子》研究的重大收获。”江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万萍教授认为：“杨润根对《老子》、《论语》的思想逻辑的发现，可谓前无古人，石破天惊。”著名古籍整理研究及辞书编纂专家舒宝璋指出：“杨君以其独具的视角、独特的见识和独树一帜的方式方法而自成一家。所解所释，新意迭出，罕与人同，容或有可商之处，倘能引出些争议，将是学术界的一桩盛事。”

                      我写作，我快乐！

    杨润根先生的办公室相当的狭窄：两张办公桌，三把椅子，一台用了10多年的旧电脑，一架书柜，仅此而已。然而，杨润根先生的《发现老子》、《发现论语》、《发现孟子》、《发现孝经》、《发现尚书》等一系列发现著作就是在这个狭窄的斗室中完成的。

    500万字的创作，在常人眼里看来也许是个巨大的工程。但杨润根说他干起来却非常轻松，根本和“吃苦”没有半点联系！写一部著作，花一个月的时间思考，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作，拿两个月的时间来完善（包括排版、校正），一部著作，四个月就完成了。

    “写作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几乎不看相关资料。顶多是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写，看两三页。《发现尚书》我只写了三个月。并且在整个解读期间，我从来没有挖空心思的打算，也从来没有殚精竭虑的经历。我只是充分地尊重它们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句话语的自我独立的存在。而当我这样做时，它们自我言说、自我阐发、自我论证的思想逻辑体系就栩栩如生、如诗如画地向我展露出来了。”

   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之旅的“发现”，杨润根先生乐此不疲，依旧沉湎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依旧执着地要将天涯孤旅似的“发现”进行下去。杨润根先生很自豪地告诉记者，目前他手上还有20本“发现”著作要出版！

                       怎么样才能理解、读懂古代典籍？

    怎么样才能理解、读懂古代典籍？还是先来窥视一下杨润根先生的“发现”吧！

《论语》中“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也不足畏也已”。按照传统诠释的大意几乎都是“年少的人是可怕的，怎知他的将来不如现在的人呢？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什么名望，也就不值得惧怕了”。而杨润根的解释却是“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是一个人的后半生，怎知他的后半生会不如他的现在呢？即便四五十岁仍默默无闻，也不用担心害怕，只要他不断地努力”。这种与历代大师们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的全新解释，对如今的“4050”人员也许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在杨先生看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宽则得众，信则民任”，如果它们不是作为被动语句，而是作为主动语句来理解，那么它们的意思就是民主主义的。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通常翻译为，“你这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不认识，谁晓得你的老师是什么人？”而杨润根先生的译解是，“我这个人的四肢已不再适合于那些艰苦的劳动了，眼睛也不管用了，我已经对我每天要吃的这几种主要粮食都分辨不清了，我哪里还能在路上这么多的过往行人中分辨得清哪一位是你的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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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润根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典籍其实非常容易读懂，非常容易理解，不必恐惧，不要畏难！但理解方式要正确，要有思辨能力。首先要不折不扣地尊重经典，不要怀疑字的杜撰，假借。抛弃所谓的训诂、考据。杨先生开玩笑说：“要是一个人能够喜欢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读得津津有味，那么他就具备读懂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条件。”

杨润根先生坚持认为自己的种种发现，找到了解读中国古代典籍的新方法，可以轻易解读那些所谓深奥的古代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