崮上没有大规模的房屋残墙，所见的只是一些乱石和碎石，估计应当是废弃的住所。南门附近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大石臼，和一个厚厚的石碾盘，若不是当年崮上有人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是不会如此光滑的。周边残存敌楼，有方有圆，或嵌于围墙之中，或独立于崖边，足见当年建造者良苦用心。

南门内有两块碑刻，一块是南门的匾额，上面刻有“民国二十二年重修刘子明建”字样。另一块是记事碑，非常厚重，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详细记述了刘家大崮的来龙去脉，印证了当地村民的说法。三百多字的碑文，我在寒风中边辨认边抄录，手都冻麻木了。到访过不少崮上山寨，大多没有史料记载，也无碑刻遗存。山寨建于何时？何人所建？有过怎样的经历？要么一片茫然，要么道听途说，不甚了了。刘家大崮上的这块记事碑，显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有些文字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

碑文用隶书撰写，虽不是大家风范，但也算得端庄。整理如下，一者抛砖引玉，以待来者纠错补缺；二者可资借鉴，算作一份资料。“吾沂苦匪患久矣，赖此山以保全者，不下数千户。委以此山形势险峻，除南北盘路可通出入外，四面悬崖峭壁，攀援莫登。故自前明末季，盗贼蜂起之时，有中丞刘公应宾解组归里，认为此山足可避秦，遂兴工修筑，以度乱世。自是以后，遂以刘家大崮名焉。迨至清咸同年间，捻匪作乱，刘公旦一被举为山长，重修一次，至今遗迹犹存。近数年来，蒙匪猖獗，附近居民咸以此山为乐土，公推刘公子明充任山长，几经患难，均保无虞。虽云地利可恃，亦赖主持得人。今也地方安谧，公民等念山顶树株，原系大家捐植，日后成材，应由公议抽卖，以作大家公用。凡住山各庄庄长首事等，共同负责保护，嗣后围墙以内，只许添植树株，不准开垦种田。事关公益，除呈县备案外，特勒石以志之。首事人刘蕴山、刘盛■、■■■、■■■、耿秀利、崔希智、张思明、耿■之、■■源、耿■兴、于成德、刘敬喜、刘■■、魏隆泰、黄欣■、刘敬敏、■维■、刘■山，张子■书丹，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桃月上浣立。 ”民国二十四年到现在，不过百年，碑刻上的名字当地村民很多人都还熟悉。碑刻旁遇到的放羊老人魏茂柱，说碑刻上的魏隆泰是自己的二大爷。大崮前攀谈的一个年轻人，说碑刻上的魏隆泰是自己的爷爷。这也算是巧遇了。

每当登山遇到山寨，大家都会慨叹当年百姓乱世之苦。这些山寨，近可以追溯到民国年间百姓称作“光棍”的匪患，远可以追溯到清咸丰、同治年间的捻军起义，以至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带来的乱世，或者更早。碑文中所说的“蒙匪”，即指占据蒙阴大寨山的石增福、占据沂水瓦屋崖的李朋均、占据蒙阴瞭阳崮的李殿全等。人们平常生活在各自的村子里，等有了匪患，才拖家带口到山寨避难，母亲把这叫做“跑反”。听她说起过老姥爷，跑反时被土匪抓住要绑作肉票，他年龄大了怎么也不愿意跟土匪走，被土匪残忍地用石头砸死了。从碑文记载来看，我们历史书上，所谓正面的捻军起义，也不过是土匪之流，他们给一方百姓带来的是祸患，而不是福音。想想我等，生逢盛世，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该是何等的幸运啊！

站在大崮的悬崖边上，周围村庄远近可见。崮南有大崮前、郝仙院、大崮洼（已搬迁）、崮前官庄、大崮峪、罗家场、樊家场，崮北有大崮后（已搬迁）、土崮后（已搬迁）、东王峪、后峪、石龙口、耿家王峪、崔家王峪。冬日里的村庄，静卧无声，安闲而舒适。刘家大崮山寨，早已不再是人们避难的乐土，围墙、山门、敌楼的损毁颓圮，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