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类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讥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政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于左。

书类

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傅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于理无悖，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轇轕，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诗类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有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驳，其中高子、沈子之说，殆转相附益，要其大义数十，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搀续之明证。即成伯玙等所称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真赝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众说，务协其平。敬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评，非可空谈。今所采辑者，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礼类

古称《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

春秋类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谷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身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言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孝经类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騤、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五经总义类

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然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则跑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经传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四书类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辞》，《楚辞》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 ，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乐类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贵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小学类

古《小说》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间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