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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缝纫机是我家最大最老的老物件。

这台机子购于一九七五年九月，那时这东西是很金贵的。说他金贵一是因为价格不菲，二是即便有钱你也没地儿去买。

那时候年轻人结婚要置备“三转一响”，缝纫机就是其中的一转。要想得到一台缝纫机有两条途径，一是凭计划供应票购买，二是用“工业券”购买。供应票一个县团级单位一年下来也分不到几张，还得要论资排辈的，年轻人基本没机会。至于工业券凭购货本(一户一本)一年才能领到一张，一台缝纫机要十五张券。工业券黑市上倒是有卖的，三块钱一张。四十五块钱，那可是一个多月的工资。这样下来买一台机子就得花二百来块，差不多半年不吃不喝的代价。可见在那个年月拥有一台缝纫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临近国庆节的时候我所在的大队分来一张票，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事务员老王请假回老家了，票由大队长亲自管着。一个大队二百来号人，咱恐怕没戏。但仗着和大队长私交还不错,我把脸挺平请求大队长把票给我。大队长是很有原则的人。他说，前面有咱们的老杨头等着呐!老杨是五十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工程师，看来真没咱的戏啦。

我和杨工在一个办公室,杨工的爱人在某设计院工作。一天杨工告诉我，他爱人在设计院拿到了缝纫机票。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我赶快跑去找大队长要票。大队长仍然不松口，说是看还有没有老同志需要。因为事务员不在，我们大多数人在野外工作，家里没几个人，具体发放情况大队长并不清楚。

眼看着这张缝纫机票就快要到期了，事务员老王还没回来，我再次找到大队长。那天大队长也真豪爽，一拍大腿说道：头掉了碗口大的个疤，我作主这张票给你啦！

谢天谢地,我终于如愿以偿！

接下来当然就是去买机子了。机头、机架是陕西标缝的“标准”牌，机台板却是广州“华南”牌的,没办法杂就杂了，知足吧。

父亲知道我买到了缝纫机也很高兴，已年近六旬的他老人家非要骑几十里路的自行车来亲自给我安装缝纫机。其实这事我自己搞得定的，但是怎么也拗不过执着的老爹。

缝纫机到手后，三转一响就齐了，咱家那位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可怎么也没料 到的事也跟着来了。

事务员老王回来了。

老王私下找到我，向我诉说了他的苦衷，希望我能把缝纫机让出来，等下次再发缝纫机票时一定给我。

老王虽说只是一个事务员，可县官不如现管，实权人物。原来头年的缝纫机票是发给远在贵州基地施工的分队长老薛的，老薛不可能专程回西安来买缝纫机,让老王替他买好放着。那时候互通信息是很难的，老王误以为老薛放弃了，就把票给了别人。老薛收队回到西安后才知道缝纫机没有啦，自是不快。老王向老薛陪了一万个不是，并答应：下一次一定给解决。没想到这“下一次”又出了岔子，的确不大好给老薛交待。这萝卜老王算是坐上了。

要说把好不容易到手的缝纫机让出来，我肯定是不情愿。但碍于老王的面子，又不好一口回绝。于是对老王说，我得回去和俺那位商量商量，其实这话完全是推脱之词。几天之后我给老王回话说：工作做不通，俺那位本打算在黑市买工业券云云。意思是让老王知难而退，老王是聪明人，心里明镜似的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得作罢。

就这样，这台缝纫机待在我们家四十多年，成了我家最大最老依然时不时还用的老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