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札记
(2016-07-06 2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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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案提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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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新学案
钱穆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题记
传统思想与现代学术视野之间：陈来与钱穆。陈来之分析是“哲学的”，而钱穆之分析是儒学（经学或理学，或理学与经学合一）的。钱穆之方，贵在揭示其精神主旨（天人合一）之所在，而陈来之法，则尽显分析辨别之精巧（其《仁学本体论》亦有转进，此不论）。两者所用功力方向不一，但工夫沉潜纯熟则一。此后治朱子学，抑或宋明理学，当要融会两家之长，而不改其一往情深之意。
谨志以自勉！
出版说明
“至其本朱以述朱，上承固有学案体例之精神，而复将朱子之学置诸中国文化之全体系与学术思想之发展史中阐发，亦确乎为学案著作启一新页。”（P1）
例言
“治理学者，必治黄、谢两《学案》。梨洲《明儒学案》，虽主王学门户，然不为病。因述明儒，固当奉王学为宗主也。谢山《宋元学案》，考覆有功，而断识多差。上承梨洲父子，见解已多为门户所蔽。又谢山与李穆堂相交，受其濡染，门户意气，未能尽脱。本书随宜驳正谢山《学案》处甚多。因《宋元学案》，学者必多窥涉，加以指驳，亦不得已。”（P3）
“其间如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此乃讨论朱子思想一重要节目，本书屡有提及，亦非意存抑扬。”（P3）
朱子新学案 第一册
朱子学提纲
一
孔子与朱子；
于朱子原书，发现真相；
二
先秦儒家，“其贡献，主要在理想方面者为多。”（P4）
汉及以下，“一般意向，均重在本历史，言治道。”（P4）
“汉儒治经之功，一则曰纂辑，再则曰训诂，又后而有章句，始于全经逐章逐句，一一解释。”（P5）
“今再综合言之，汉儒之为功于当时者，一为治道之实绩，一为传经之专业。”（P5）
三
“然则南、北朝儒，乃是分承汉儒之两面，而各作歧途之发展。”（P6）
“五代亦有人物，却全在禅门之下。”（P8）
四
“宋儒处在此种形势下，不啻四面楚歌，因此其心情极刺激，不似汉唐儒之安和。”（P9）
贾谊的《陈政事疏》；董仲舒的《天人对策》；范仲淹的《十事疏》；王安石的《万言书》
经学
胡瑗——苏湖教法——“经义”与“治世”两科，倡文体用之学；《易》与《洪范》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
李覯——《周官致太平论》；
史学
欧阳修——《五代史》、《唐史》；
司马光——《资治通鉴》；
文章子集
“今专就文学论，汉代文学在辞赋，唐代文学在《文选》，皆在儒学范围之外。惟宋儒始绾文学与儒术而一之，此亦是宋儒一大贡献。”（P12）
“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P12）
“汉儒乃经学之儒，而宋儒则转回到子学之儒，故宋儒不仅有疑子，亦复有疑经。”（P12）
“宋儒之意，多贵于独寻遗经，戞戞自造一家之学，则于汉儒经说自不重视，故可谓宋儒之经学，实亦是一种子学之变相。”（P13）
“故宋儒在自汉以下之儒统中，实已自成为新儒，不得谓自理学出世，始有新儒，此义必须明白标出。”（P13）
五
“北宋诸儒乃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P17）
周敦颐；程颢；程颐；
张载
六
“朱子集理学之大成。”（P21）
“至其确定周程传统，虽发于五峰，亦成于朱子。”（P22）
“后人言被动理学，必兼举周、张、二程，然此事之论定，实由朱子。”（P23）
《六先生画像赞》、《伊洛渊源录》
“朱子集宋学之大成。”（P24）
“朱子集汉唐儒大成之所在。”（P27）
“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意，一面又最能守传统。”（P32）
七
理气论
“叙述朱子思想，首先当提出其主要之两部分，一为其理气论，又一为其心性论。理气论略当于近人所谓之宇宙论及形上学。心性论乃由宇宙论形上学落实到人生哲学。”（P32）
理气一体浑成，“理与气既非两体对立，则自无先后可言。”（P34）
理先气后——“理推”
“朱子之学，重在内外本末精粗两面俱尽，唯理论容易落虚，单凭虚理，抹杀事实，朱子一不之许。”（P36）
“从宇宙界说，是理在气先。从人生界说，则又气在理先。”（P40）
天即理
“气强理弱”
八
心性论：性论与心论
性即理：“要之伊川言性理，偏重在人生界，朱子言性理，则直从宇宙界来，此乃两人之所异。”（P44）
“朱子说理气合一，故说性气不离。朱子又主理气分言，故说性气不杂。”（P45）
“后人又多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此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区别，实亦不甚恰当。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P47）
“说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可以分说，可以合说。心性亦非两体对立，仍属一体两分。”（P47）
“后人又称理学曰性理之学，依照上引语，可见性理之学正即是心学。一切对性与理之认识与工夫，将全靠心。若抹去了心，将无性理学可言。”（P48）
“由一种理想的人生界来达到一理想之宇宙界。”——以人合天
心统性情——心如何“统”性？
“心是能觉，性是所觉，情事性之出头露面处。由宇宙自然言，此三者似统一在性。由人生文化界言，此三者须统一在心。若只认得性情是自然，却不认得主宰在心，此是错了。但若只认得主宰在心，却不认得性情乃本之自然，亦同样是错。”（P54）
九
宇宙之仁
“所以说，谓陆王是心学，程朱是理学，此一分别，未为恰当。若说陆王心学乃是专偏重在人生界，程朱理学则兼重人生界与宇宙界，如此言之，庶较近实。”（P55）
“天地以生物之心为心”——宇宙在有心无心间
“儒家因此从宇宙大自然中提出一生命观，理（冷酷无情）则名之为‘生理’，气（纷扰错综）则称之为生气。”（P56）
生理——生意；阳伏阴慝
仁是天地之生气-生意；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通为一体。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P61）
一〇
宇宙之神
“亦可谓理与气乃此宇宙之体，仁与神则是此宇宙之用。必兼此体用四者来看，乃见朱子宇宙论之全貌。”（P61-62）
“大要言之，不外是‘一体两分，两体合一’之两语。其论理气，论阴阳，论鬼神，皆是。”（P67）
“能于传统创造各臻其极，则首推朱子。”（P71）
一一
“圣人难为论”
裁成辅相；曲诚万物；
“朱子所意想中之圣人，乃是连接宇宙界与人生界而合一说之。朱子又深于史学，故其所意想中之圣人，又是会通古今历代人事之兴衰治乱而融贯说之。”（P74）
“朱子乃以德行、聪明、才能、事业四者并重而称之为圣人。乃以传道治国与裁成辅相天地之道，继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而称之为圣人。悬格甚高，既说圣人难为，则其理想中所谓理学所应从事之范围与境界，亦从此可推。”（P76）
一二
“论人心之仁”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P80）
“剖析精微，朱子思想最擅长处在此。”（P82）
“天与人，心与理，宇宙界与人生界，皆在此一仁字上绾合成一。”（P87）
一三
诚：宇宙与人心之诚
“以人合天，以心合理，第一要端曰仁，上章略述朱子论人心之仁；又以要端曰诚，此章当续述。仁可分为宇宙之仁与人心之仁两面说，朱子论诚亦然，亦可分为宇宙的和人心的两面”（P88）
诚——诚恳（汉儒）；实理（二程）
“渐从诚恳之诚达于实然之诚之境界。”（P91）
“明末王学殿军刘宗周蕺山，改言‘慎独’，亦即朱子此章注中意。”（P92）
一四
天理人欲论
“朱子论阳不与阴对，善不与恶对，天理不与人欲对。”（P95）
“善恶皆是理”
内外交相养：
“就内面言，则此心纵在私欲中，天理亦自会时时发露。就外面言，则有礼法可循，有文字可玩，天理亦随处随事而见。”（P100）
一五
道心人心论
一物两体：“朱子论宇宙，理气非对立。论理，善恶非对立。论气，阴阳非对立。凡说成两体对立者，皆非朱子说。”（P105）
“朱子思想，尽多先后递变处，在先如此说，在后或如彼说，大抵总是后胜于前，此乃朱子自己思想之转进。然此亦成为研究朱子思想一难题。因朱子《文集》、《语类》乃及其他著作分量太多，一一分别其年代先后，一一对勘其义理异同，事甚不易。”（P106）
一六
论敬——工夫
论敬诸涵养义
敬只如畏字相似；收敛，心中不容一物；主一之谓敬；敬须随事检点，敬义夹辅；敬是常惺惺法；敬是整齐严肃；
一七
论静——工夫
“朱子力尊濂溪《太极图》，以为二程之学所自出。然于静敬二字之轻重上，则宁取二程。”（P118）
“此则在境界上说，非工夫上语。朱子言主静，大意如此。”（P118）
一八
“论心之已发未发与涵养察识工夫”
“乃以一敬字双绾已发未发、涵养省察而求工夫之一贯。至于先涵养后省察之意，亦已于上引文中见之。”（P122）
“凡宋代理学家辨认心体，不得不谓乃是受了唐代禅宗之影响。”（P123）
一九
论克己
主敬——克己
“读朱子书，当知须注意两事。一须注意其立言先后，乃可明白其思想之转变。一须注意其立言异同，乃可明白其言之或彼或此，各有所指，与其融合会通之所在。”（P131）
“此下有两事当继续申说：一曰克己复礼乃一件事，非两件事。”（P132）
“第二事当辨者，复礼之礼不当以理释之。”（P133）
“礼即天理之节文”（P133）
二〇
论立志
“志是心之深处”（P136）
“陆氏兄弟，亦始终未朱子所敬重，虽论学轨辙有异，而在朱子之意，则必欲相互讲论，以求其能归于一是。此等深情，后人论朱陆异同者，惜亦未能认取。”（P138）
二一
格物论
“悬举知识之追寻一项，奉为心学主要工夫，此在宋元明三代理学诸家中，实惟朱子一人为然。······此为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P139）
“一、朱子所论格物工夫，仍属一种心工夫，乃从人心已知之理推广到未知境域中去。二、人心已知之理，如慈孝，如见牛而发不忍人之心等，推广所至，则礼乐制度治平之道，以及宇宙造化，种种物理现象，皆包在内。三、朱子所论理，认为万理皆属一理，理不离事物，亦不离心。理必寓于事物中，而皆为吾心所能明，所能知。四、人心自然之知，如知慈孝，如知不忍，非即是穷理后之知，必待穷理以后知之，乃始为透底彻骨之真知。五、专务于内，从心求理，则物不尽。专务于外，从物穷理，则心不尽。物不尽，心不尽，皆是理不尽。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即理之境界，始是豁然贯通之境界。······故格物是零细工夫，而致知则是得到了总体。”（P149-150）
二二
朱子与象山两人之意见相异
“后人言朱陆异同，率谓朱子乃理学，象山乃心学，其说之误，已辨在前。其实两人异见，亦正在心学上。”（P151）
“由上所述，可见在朱子心目中，象山地位极高，朱子极欲与象山密切讲论以归一是，并时欲对彼我两家异见得一调和。”（P158）
二三
论禅学
“故朱子闢禅，其实乃所以矫理学之流弊。其闢禅处，皆是针对当时理学作诤救。”（P160）
“此条说既药惬心，又要当理。······濂溪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一指点，乃理学兴起渊源所在。凡朱子论心学工夫，则要把握此两面。”（P165）
二四
论为学
尊德性是道问学宗旨，道问学是尊德性方法。
下学上达；
博文约礼；
“敬字工夫，乃是圣学之入门，非是圣学之归宿。”（P171）
二五
论读书
读书三大纲领：
“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玩，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P176）
读书四大戒条:
“读书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P178）
“新见亦都从传统中来。”（P181）
二六
朱子之实际成就：经学
“朱子治经，一面遵依汉唐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理会，力戒自立说笼罩。一面则要就经书本文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承守伊洛理学精神。”（P186）
易学：
《周易本义》：“换言之，伊川《易传》，乃是以理学来说《易》，朱子则以《易》说《易》，以经学来说《易》。”（P188）
《周易启蒙》：
“盖亦是分着三阶序来治易。一是从象数方面，直从伏羲画卦到康节《先天图》为一路。一是从卜筮方面，直从文王周公爻辞到后世火珠林、灵棋课之类为第二路。一是从孔子十翼到濂溪、横渠、康节论阴阳为第三路。其他如《参同契》言养生之类又在外，朱子皆各别注意。其分明而豁达，古今人仍鲜有知之者。”（P192）
诗学：
“兼综众说，融会通彻。”（P193）
“文学最大功用在能感发兴起人。”（P196）
《诗集传》、《诗序辨说》
书学：
“首为指出伏、孔两家今古文之异同。”（P197）
“其次乃论《尚书》多不可信。”（P198）
“其又一贡献，······《书》中有如制度，如天文历法，如地理，如其他名物，非博治此等专家之业，则不易解，此事清儒亦知之。”（P199）
春秋学：
“朱子于《春秋》未有撰述，又戒学者勿治。”（P200）
礼学：
“朱子论礼，大要有两端。一曰贵适时，不贵泥古，一曰礼文累积日繁，贵能通其大本。”（P201）
“朱子意，其要不在考礼，而能制礼。”（P202）
二十七
四书学（略述经过）
“朱子之《四书》学，乃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使经学益臻于邃密，理学益臻于深沉。”（P207）
34岁，成《论语要义》；
43岁，成《论孟精义》；
48岁，成《论孟集注》、《或问》；
51岁，《精义》改称《要义》；
“直至其临卒前三日，尚修改《大学》诚意章注。”（P212）
“朱子之《四书》学，一面极富传统精神，另一面则又极富创造精神。”（P213）
吾与点也——朱子——黄震
二八
史学：著史；论史；考史
论治道
“朱子论治道，则必进而论心术。”（P215）
“陈龙川只知事求可，功求成，但若不见道义，只论功利，本领错了，终亦无事业可言。朱子此番意见，直至清初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始为之重加阐发，此可谓是理学家观点在历史学、政治学上之最大贡献。”（P216）
论心术
论人才
论世风
“法弊易变，时变在人。”（P217）
“每一事之背后必有理，同时又必有人，须理到人到而后事始到。故变法必待要变人，救时必待要救人，此亦是个根本，朱子理学史学之通贯合一处在此。”（P217）
“势非一时做得，乃由积久酝酿。”（P218）
兴起之事；渐正之事
二九
文学
“朱子论文，推而通之既欲极其广，分而别之又必极其严。”（P222）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P223）
三〇
杂学：格物之学与游艺之学
游艺之学——玩物适情；
格物之学——格竹
“朱子之格物学乃与其游艺学相通合一。”（P238）
三一
朱子学之流衍
“黄宗羲梨洲，则欲以经史实学来变讲堂锢习。讲堂锢习，正是明末王学积弊，而经史实学，则理学家中惟朱子一脉有其传。梨洲有曰：‘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斯言颇近朱子。惟梨洲自负为王学传统，于此乃不自知。”（P239-240）
三二
朱子学之方法
“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P243）
“惟有一事最当提及者，门户之见，实为治朱学者一绝大之障碍。”（P249）
“治陆王学者以陆王为中心，而治朱学者则以反陆王为中心。······窃谓朱学之晦而不彰，有四大害。其一害于科举制陋儒，志在名位，不在学术。其二被祸于清帝王之表扬，与夫承望恩泽之一辈伪学者之希旨而邀宠。然此二者，尚皆在学术之外。其三更甚者，则为治朱学而专务争门户，一若只于陆王之反面求之，即为朱子精旨所在，此则尤为治朱学之绝大障碍。而又有第四害：自有朱子，理学大盛，道家固已经不振，而释氏禅宗亦如强弩之末，更不能与理学相争衡。于是诤朱反朱者，乃亦只限于儒者与理学之一大传统之内，更无超出于此以起与朱子持异者，此尤为朱子学不能大发明大振起之一大障碍。今则西学东渐，国内学术思想界又引起严重激动，或者朱子学转有复兴重光之机，此则为本书著者所深望。”（P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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