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赛:论诗、乐、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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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乐、礼的关系
杨赛
摘要:诗是礼与乐的基础。虞夏时期的礼乐即有诗,风雅颂的传统在《诗经》以前早已经产生。周将《诗经》作为周礼乐的基础,《诗经》配合礼乐歌唱、舞蹈。乐起源于人们对天神敬畏、崇拜与感恩。乐是人内在情性的自觉要求,具有流动。乐能校正人们的情感和认识,加强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礼起源于人们对地祗的敬畏、崇拜与感恩。礼是君子必备的外来行为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礼能区分各社会阶层,确定社会等级,指导社会资源按等级分配,避免产生争执,扼制人的欲望,节制强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治理。礼与乐的关系有三个层面,以礼合乐,以乐合礼,礼乐结合。礼乐之道,是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稳定的基础。
关键词:诗,礼,乐
引言
中国礼乐体系源远流长,夏商及以前礼乐思想源于人们对于天神地祇的敬畏。
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1]。(《礼记·乐记》)
到了周代,鬼神逐渐从正统思想中淡化,但礼乐原于天地之说、礼乐先后之说还保留在乐论中。礼乐理论延伸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也要讲究付出与回报[2] ,由以礼乐事神、以礼乐事鬼延伸到以礼乐事人。
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3] 。(《礼记·乐记》)
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4]。(《礼记·乐记》)
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5]。(《礼记·乐记》)
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6] 。(《礼记·乐记》)
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7] 。(《周礼·春官司宗伯·大宗伯》)
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8]。(《礼记·礼运》)
礼乐孕育于夏商,成形于西周,盛于西周早期,衰退于西周中期,没落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种思想,礼乐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且深且广且长,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致,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其[之]谓民之父母矣[9] 。(《民之父母》)
[1][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2页。
[2]杨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页。
[3][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8页。
[4][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9页。
[5][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9页。
[6][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9页。
[7][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3页。
[8][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0页。
[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