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注诗麓山下

现如今，做校注是一件很不讨巧的事情。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校注一不是论文，二不是专著，算不得学术成果。费力不讨好，做的人自然兴趣不大。而校好书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目录中搜版本，通过校雠辨别异同，是一项很基础、很实在的工作。辨析精微了，本子就定下了。本子定下了，就可以典藏和流通，供阅读与研究之用。注书是一门扎实的学问。古籍很老了，它得以产生的时代、作者和读者都与我们的现实相隔遥远，要读得懂，读得深，就得有通古学、通今学的人，将古籍与时代接通。好的注总是能参照古今的。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博古通今的人叫通儒。做个通儒，遍注群书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工作。更何况是经书呢。经者，常也。在四大部类中，经是最重要的，是基础，是法门。做学问、做人不从经部入，那就要走邪路，要出大问题。《四库总目提要》经部就写得最见功力。刘勰说自己本来想注经，但觉得这个工作郑玄已经做了，只好悻悻地写了一部《文心雕龙》。郑玄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校注，刘勰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论文。二者哪个重哪个轻，古人是很有数的。岳麓书社很认真地出版了古典名著标准读本，戍国先生的《诗经校注》也名列其中，这是一件很有眼光的工作。

戍国先生起先跟郭晋稀先生学习诗经，二十多年来，一直喜欢诗经，对《诗经》很熟，熟到能背诵整部《诗经》，熟悉整个《诗经》研究史。由他来做《诗经校注》，有兴趣，有根基，有师承，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既然是今注，体例上就得符合今人的阅读习惯。《诗经校注》的体例是比较人性化的。它没有采用《毛诗正义》的体例，而是首先解释题旨，其次陈列经文，最后加以今注。解题先引《诗序》，再讲注者的对全诗的看法。如《关睢》的解题，注者引了诗序，接着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诗序》对《关睢》的解说有是有非。《关睢》的主题，我们认为很明白，也很简单，就是君子求淑女，追求而已。”《诗序》、《朱传》的比德之说，有很多不符合诗意，有些牵强，注者采用以诗说诗的方法，从诗的本意出发，来说明诗的题旨，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正是我们今天读经所要采取的态度。一代有一代的经学。汉代有今文经和古文经学派，唐代有疏经派，宋代有理学派，明代、清代各有不同。今人读经，应有今人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传》说清楚了的就用《毛传》，《毛传》没有说清楚的，就用《郑笺》、《孔疏》、《朱传》和清人、近人的解释，前人没说清楚的，就征引曾星笠和郭晋稀先生的看法，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那些今人很难读出的字，注者都用现代汉语拼音作了注音。作者的这种注经方式，显然继承了晋稀先生《诗经蠡测》、《诗经讲义》的衣钵，明白如话，通脱简练，一目了然。

戍国先生注经，充分汲收了前人的成果。从音韵、训诂入手，旁及文字学。先说清楚字的音义，再疏通句子，做到以诗说诗，在《诗经》中找旁证。这些技巧，戍国先生都运用得娴熟自如。戍国先生曾在沈文倬先生门下学礼。近二十年来，他一个人完成了六卷本《中国礼制史》的撰写，在礼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注《诗经》，往往能从礼的角度发现一些新问题，提出一些新观点。如《周南·关睢》篇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句子，有人认为这是婚礼所用。而注者根据礼制：晋以前婚礼不用乐，唐代上层社会始用乐。就此一条，就可以解决多年来的纷争了。又如《鄘风·相鼠》中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等诗句，注者就说：“诗人痛恨失礼之人而欲其速死，视礼仪重于生命。重礼，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显著特色。”但注者并没有陷入以礼说经的泥潭。如《卫风·芄兰》中有“芄兰之叶，童子佩韘”的句子，注者说：“韘。毛传：‘玦也；能射御则佩韘。’笺：‘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孔疏：‘郑以礼无以韘为玦者，故易之为沓。’孔疏说得很对，礼无以韘为玦者，毛郑两说都没有什么根据。可是儿童玩耍射箭，何必套用礼书关于射礼的设置来说明呢？这里所谓的‘童子佩韘’，只是孩子们用的玩箭的器具罢了。《经义述闻》卷五：‘言童子……虽则佩韘而实不与我相狎。’这样说很对，可王伯申的下文泥于旧说，又说到君臣关系上去了。”这种通脱圆融的观点，在注文中有许多处，不得不令人佩服呢。

对新材料的运用是今注的一大特点。汉人学习经书是以家学相传，老师耳提面命，师生朝夕相处，习得而成。后来，经籍越传越广，学习的人可以借助字书和史书来看懂经书，不一定非得有老师。学经都是先从小学入门。但那时的小学，还只限于《尔雅》、《说文》、《方言》等文字书。到了清末，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运用，小学的范围逐渐扩展到更新的领域。金文、铭文、甲骨文以及敦煌文献的综合利用，给传统的经学带来了新的生气。闻一多先生运用文化学的方法，对《诗经》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些，都被注者汲收了。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给《诗经》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资料。这些新资料，很快就被运用到《诗经校注》里了。许多人都把《孔子诗论》看成研究《诗经》的不二法门，戍国先生却认为，《孔子诗论》很有可能出自孔子后学的传闻，可信程度很大，值得重视，但也不要过分夸大它的价值。在引用这些新材料的时候，他显得十分慎重。凡是《诗论》与前人说法相一致的，就取诗论来应证它。如《召南·鹊巢》注引用了郭晋稀先生的说法：“写的是妇女被掠夺，或者抢婚。”又引《孔子诗论》：“《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辶离  乎？”然后加以注者的按语：“郭先生的说法与《诗论》并无矛盾。”凡是《诗论》说得好的地方，就引诗论来正视听。如《郑风·将仲子》一篇注：“《孔子诗论》：‘《将仲》之言，不可不韦也。’学界多把‘韦’字解释作‘畏’，则‘不可不韦’就是‘不可不畏’。我们认为这个‘韦’是‘韪’字之省，《诗论》认为《将仲》一诗说得对。”

戍国先生把注经看作是他平生四大功业之一。四书已经校注过了，印行很大，影响当然也不小。五经正在陆续出注，手头只剩下《左传校注》了。他遍注群经的宏愿即将完成。戍国先生居岳麓山下，占一南窗，一桌，一椅，一书橱。书橱内没有杂书，书桌上没有杂物，心中没有杂念，几十年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