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半票读者”，我们的文学界有论斤出卖的“半票作者”。这两种现象相辅相成；最早，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再也分不清了。夹在蛋与鸡之间，还有一种“半票批评家”，欲以已之蒙蒙发人之昭昭，而使已经混乱的场面，显得更加迷失。在这样的氤氲气氛里，不少侏儒俨若大师，某些赝币流通于市场，而真正优异的作品，往往缺乏鼓励，甚至默默无闻。我们的时代没有文学批评，没有独排众议自成一家的文学批评。

这种现象，比它表面所显示的，要严重得多。因为一个民族在文学批评上所表现的没落或沉寂，说明了该民族对于美的判断，若非欠缺真知灼见，便是没有责任感。结果真正的判断，只有转入地下，以口碑或腹诽的形态，存在于少数心灵之间。这种迟钝的感受和怯懦的心理，在某种层次上，间接反映出该民族心灵的衰退。

此地所谓的“美”，不是“漂亮”或者不漂亮的问题。所谓“美”，是指一件作品，对人生的处理够真实，对文字的处理够成熟，而内容和形式又融和无间。反之，就是“丑”。在这样的了解下，文学不再是舞文弄墨的消遣，而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晴雨表；它关系一个民族的最佳心灵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运用语文的能力。文学批评家的工作，便是观察这晴雨表是否有效，是否准确，是否真能反映民族心灵的气候。

美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发达，文学批的繁荣，是原因之一。所调“新批浮”，在兰色姆、泰特、华伦、布鲁克司等大师的领导下，雄踞美国文坛，并垄断学府的讲台，垂二十余年。直到近年才有沙比洛( Karl Shapiro)、费德勒( Leslie Fiedler)等人起来，向他们的权威挑战。而无论何家何派的批评家，至少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勇于批评，尤其是批评当代的作家。而所谓批评，并不仅限于应景捧场的书评，更非浅尝即止三五千字的玩意，而是对于一位作家的长篇专论。大师如艾略特、福克纳者，生前即已成为卷帙浩繁的批评的对象，自不在话下。即如年事尚轻的萨林杰、罗威尔等，也莫不有专文专书加以评介。相反地，不要说今日在台湾的杰出作家无人批评，即使五四早期的作家亦何尝有专书研究?反而在台的美国留学生之中，有人以徐志摩或闻一多为论文对象。我们没有文学批评，没有精当而坚实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在写批评，也不是说，绝对没有够格的批评。有是有的，但是不多，而在这已经极不繁荣的情形之下，多数的执笔者，都是面目模糊，言语支吾之辈。为了称呼方便起见，我为他们铸了一个名词——“二房东批评家”( sublessee critics)。

顾名思义，所谓二房东，是左手取之，右手予之，但自身也难保的一种人。他们介于大房东和小房客之间，顾盼自雄，伊然举足轻重。这种批评家，分来分去，最多分出大贫小贫两种，而无论是大贫或小贫，都贫于思想，贫于文字，尤其贫于个性，可是落笔写评之际，莫不善于买空卖空，以无为有，以虚充实。他们的所谓批评，大抵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是作家的点名簿，就是旁人的意见箱，不是海盗版的福言，就是怔忡症的口吃。这种二房东批评家，真需要《愚公列传》的作者颇普，挥动他寒芒四射的双刃剑，作一次“平庸的大屠杀”，为文坛清出一片净土。

在颇普再世之前，我们不妨把二房东批评家们拼起队来，用X光拍一张团体照，分析分析他们的通病。首先我们发现，二房东批评家们没有自己的见解。他们是一批惯窃，也是盗墓贼，因为他们同样不放过时人和古人，盗罢朱光潜再偷萨特，偷完王国维再盗克罗齐。他们最讲究“根据”，要做到“无字无来历”的地步。即使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也必须附丽于一位大诗人或大小说家。二房东批评家们，大概只能视为“寄生虫的寄生虫”，因为他们必须仰赖其他的批评家。但是，如果要说他们全无学问，那是不公平的。与其说他们没有学问，还不如说他们不知如何运用学问。面对纷然杂陈的资料，面对各家各派的理论，他们眼花缭乱，茫然失措，不知该如何选择，整理，组织，因而后语不对前言，矛盾百出，重心全无。事实上，一个批评家不但需要知识，更需要观点和立场:观点所以组织知识，有了观点，乃有井然的透视;立场所以决定批评家对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有了立场，乃有明确的责任。有些批评家的成为二房东，不但是因为他们在学问上隔靴搔痒，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观点模糊，立场暧昧，对于某些新兴的文学，如现代诗及现代小说，又像支持，又像反对，始终拿不定主意，结果我们有了一批“现代掮客”。观点属于智慧，立场则本乎良心。就立场而言，“现代掮客”还不如“古典忠臣”。

其次，有些批评家的所以成为二房东，是由于不精，甚至全然不解外文。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对于西洋文学的了解，是相当二房东，也就是说，相当二手货的( second-hand)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因此而起。中国的新文学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已深。一个批评家的看家本领，已无法局限于《诗品》或《文心雕龙》，然则，至少精通一种外文，已经是现代批评家的必要条件了。有些二房东，把大房东的理论或译述东抄西袭，改头换面，编进自己的大论之中，俨然亦大房东焉。有时他们竟会一字不易地引用大房东的文字或翻译，全不声明出处，脸都不红一下。我不敢以大房东自命。但我的译述，也屡为这批惯窃光顾。不过他们是逃不过苏格兰警场的明眼的。周弃子先生曾自谦不解西洋文学，但不认为次等货色的西洋文学通能轻易将他骗过，因为隔靴搔痒而以靴代足之辈，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会暴露自己的二房东真相的，至于不通德文而畅谈歌德，未谙法文而介绍波菜尔，连一首十四行都弄不清而要攻击莎士比亚或弥尔顿，那简直是亵渎神明了。

最后，我要指出，二房东之所以成为二房东，是由于他们贫于个性，表现在文字上，便是毫无风格。大批评家的文字，莫不呈现个人独特的风格，行文遣词之际，才华焕发，机智闪烁。譬如一支红烛，蜡油本身是学问，光焰是才情，而四周的红氛便是不可分析的风格了。最高级的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它不但烛隐显幽，目光炯炯，抑且文字犀利，警语和佳句俯拾即是，令你感到，你接触的不是一堆冷资料，死教条，不是一个面无表情的验尸官，而是一个清晰的头脑加上一颗有灵气富情趣的心。二房东的笔，千一律，刻板，枯槁，而且迟钝。他们把批评当作功课一样去做，做得自己和读者都昏昏欲睡。或者把批评当作实验室的工作，一五一十，搬运主义、派别、理论、宣言等等如使用仪器，结果读者得到的是一份报告。或者左顾右盼，心猿意马，与问题的核心保持安全的距离，务求达到充篇幅，杀时间之目的;文章可以某日赴文友某人家吃饺子在街头书摊上偶然翻阅到该书开始，而于褒五分贬五分，又赞扬五分低抑五分结果仍立在原地不动之后，以一种和事佬或证婚人的语气终篇。这种妙手空空的文章，作者写得半死不活，读者却气得沸血生烟。如果要这种没有风格的批评去介绍以风格见称的作品，岂不是奢望?一支钝笔，怎能挑得起沉厚的福克纳或是锋利的萧伯纳?一篇批评，至少要达到一篇好散文的标准。如果散文都写不精彩甚至写不通顺，怎么能取到批评家的行业执照?

所谓二房东批评家，并非我们这时代或地域的特产。我完全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免于这种现象。本文所要分析的，也只是这种现象，并无意针对某一位二房东。我要攻击的，是整个夜，不是某一只老鼠。今日中国文坛的杂乱纷纭，良莠莫辨，真伪不分，必待真正的大批评家君临一代之后，始能云开见日，而照见伟人与侏儒原有的体魄与面貌。

但是在那样的大批评家出现之前，有志于建立文学标准的批评家不妨相互以二房东为诫，朝大房东的气象和规模前进。“二房东批评家”一名既立，或将有助于前述混乱局面之廓清。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渐趋成熟的现象。我们急切需要的批评家，也许在扫荡伪作与劣作方面感到人情茧缚，不便下手，但他可以忘记那些朝生夕死的白纸黑字，却不可以推卸相马伯乐的正面责任。当他发现真正的干里驹，当他发现缪斯的行空天马( Pegasus)之时，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指认神驹于凡马之间，卸其鞍，解其缰，任其飞驰云表，进入不朽与历史。毫无疑问，未来的文学史必然记载这样的批评家的功绩，记载他如何独具慧眼，独排众议，率先向世界宣布一个天才的诞生；也必然遗忘那一群嗫嚅其言，反复其辞，没有头脑，没有灵魂，没有肩膀，甚至连一支笔也没有的二房东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