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人生——芥川龙之介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摘要】被称为“鬼才”的芥川龙之介，其作品让人体会到一种阴森森的鬼气。作家力图在超越现实中追求一种跨越时代与民族鸿沟的全人类共同人性及生存处境的表达，即作品中所揭露的人类共通的利己主义。透过作品感受作家的绝望人生，进而浅析其自杀原因。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利己主义;绝望之死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中坚作家，其作品充分体现着新思潮派的主张：即在重视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运用理性的、心里的描写和技巧，通过表现现实生活的片断真实，来再发现和解释隐藏在这片断生活中的人生和现实。（因此，新思潮派又称为新写实主义）。芥川像其它新思潮派作家一样，冷静的注视着黑暗的现实和忧郁的人生，运用理性的武器将人物和事件巧妙的编制于有限的篇幅中，以此来表现作家个人主义的理想和愿望。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大多以历史为题材，而给予现代诠释。主要借用历史故事和传说的描写来反映现实人生；通过寓意化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在深入细致的描写中揭露人性的丑恶。《罗生门》、《鼻子》、《山药粥》、《地狱变》、《丛林中》等都是通过对历史上奇异事件的描写来反映底层民众地狱般的现实生活，进而用理性思维，对人类社会和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现就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一、《罗生门》：生活困境中的善恶对抗及利己本能  二、《鼻子》：无所归依的两难处境及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心里   三、《丛林中》：伪善背后的真正凶手及芥川绝望之死。
　　
一、《罗生门》：生活困境中的善恶对抗及利己本能

　　《罗生门》揭露了个人陷入困境后的自私本性。小说情节取自日本古典故事集《今昔物语集》。重叙了古代平安朝末期，连遭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灾难，京都一片荒凉，一个“被雨淋湿的家将，正无路可走”，在罗生门下避雨的同时，思考着：“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最后在与一个拔死人头发的老太婆的对抗中，毅然选择了当强盗。小说在善恶斗争中揭示了人在生存困境中的利己主义本能。当家将看到老太婆拔死人头发时，怒气冲天，善的本性促使他选择了饿死，用正义道德的权力立即对老太婆宣判了死刑。可当老太婆说道：“拔死人头发，是不对，不过这儿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类营生的。这位我拔了她头发的女人，活着时就是把蛇肉切成一段段，晒干了当干鱼到兵营去卖的。要不是害瘟病死了，这会还在卖呢。她卖的干鱼味道很鲜，兵营的人买去做菜还缺少不得呢。她干那营生也不坏，要不干就得饿死，反正是没有法干嘛。你当我愿干这坏事，我不干就得饿死，也是没有法子呀！我跟她一样都没法子，大概她也会原谅我的。”家将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当强盗，恶狠狠地对老太婆说：“那么我拔了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于是，一下子把老婆子剥光，把缠住大腿的老婆子一脚踢倒尸体上，腋下夹着剥下的衣服，一溜烟走下楼梯，消失在夜暗中了。作家通过对主人公心里流变的细致描写，企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生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为求生存而损人利己是人的本能；人在困境中，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是无善恶可言的，一切道德都是虚伪的。作家为了突出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制约，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氛围：凄凉的秋雨，灰蒙蒙的夜，布满尸体的罗生门，幽灵一般的老太婆......总之，罗生门成了死亡、邪恶的象征。在这种阴森丑恶的环境下，将人性的丑陋赤裸裸的暴露在读者的面前，读后令人毛骨悚然。从而达到作家以冷夜旁观的旁观者来观照社会的利己主义的目的，同时反映出作家对人生的绝望。自私是人的本性，利己是人的本性，那么今年在四川地震灾难中范美忠的言行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鼻子》：无所归依的两难处境及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心里

   《鼻子》是通过对超自然的、奇异的历史故事的重叙来反映人在社会上的两难处境，揭示人的利己心理。一方面，从禅智内供方面来阐释：禅智内供为自己的长鼻子而苦恼，表现了人在世上无所归依的两难处境。内供的长鼻子与常人不同，这是他自我个性的体现，本应是他为之骄傲的标志，却因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感到耻辱。旁人嘲笑他的长鼻子，他觉得很没面子，自尊心强烈受挫。为了赢得他人的尊重，获得社会的正常评价，内供想方设法使自己的鼻子变短。可悲的是当内供的长鼻子变短后，自我个性被压抑之后，反而遭到了变本加厉的嘲笑。由此形象的反映出社会习俗、社会舆论和社会评价对个人心理的戕害。如果内供懂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一道理的话，恐怕就不会如此轻易地受到外界的左右了，至少不会为了别人的评价而活。但我们却无法否认，个人得不到社会认可而感到孤独和困惑的无奈处境。当鼻子再次变长后，内供的苦恼反而减轻，感到轻松自在。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戏剧的主角是一个具有很高修养的僧人，从而深刻的揭示出自我的脆弱、自尊心的可悲、自我价值的软弱无力，无法挣脱社会这一外部大环境的束缚。
　　另一方面，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旁观者因嘲笑内供的长鼻子而感到快慰，反映了人阴暗的利己主义心理。人们嘲笑内供的长鼻子是因为自己的不长，通过嘲笑他人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换句话说，是以社会公认的优点来嘲笑他人的缺点，通过这种揭露他人伤疤、缺陷的卑劣行径来衬托自己的完美，其实质是在掩盖自我丑恶、阴暗、可鄙的缺陷。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津津乐道于谈论他人的丑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别人的丑恶能够很好的掩盖和冲淡自己的丑恶，因为丑恶与否，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才能够显现。当前人们一窝蜂的去臭骂范美忠的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中曾指出：“人们的心里有两种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托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不觉的若有所失了。说的夸大些，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不幸。” 当内供的长鼻子变短之后，人们这种优越感就消逝了，遭到人们更露骨的嘲笑，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长鼻子的内供，认为别人的丑陋与不幸是应有的，一旦消除，反而觉得不可思议和不合常情。人们对内供的嘲笑，恰恰揭示了人的利己主义心里。
   
三、《丛林中》：伪善背后的真正凶手及芥川绝望之死。

　　《丛林中》在表现人类伪善本性的同时，揭示出一种杀人本质。一件强奸杀人案本稀疏平常，凶手拒不招认使案件扑朔迷离也不稀奇，可多人同时将杀人罪名揽在自己身上，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了。究竟谁是杀人凶手呢？通过分析，我们不难断定：樵夫所言更接近事实真相，杀人凶手是强盗多襄丸无疑。那么，为什么武士金泽武弘和真砂要把罪名揽在自己升上呢？从武士金泽武弘来看：武士道精神使其承认自杀，以此来维护最后的尊严。武士金泽武弘由贪财而上当，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强盗奸污，最重要的是在决斗中成了强盗的刀下鬼。对一个武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因此，尊严的维护远高于承认被杀。作家试图以此来告诉我们：武士道精神影响下的人们，在利己主义心里的促使下，武士金泽武弘的选择是必然的。
　　从真砂来看：日本的耻感文化和私有欲使真砂戴上了伪善的面具承认误杀。真砂被奸污后没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同情，而是冷冰冰的蔑视。这使真砂感到“耻辱、悲哀、愤怒”，相反，强盗的花言巧语给了她安慰。加之，深受日本耻感文化影响的真砂，无法容忍两个男人同时看到自己失节，于是强烈的利己主义心理告诉她两个男人必须死一个，于是挑逗二人比武，最后借强盗之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她之所以承认丈夫是自己杀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幻想着强盗被赦免后自己有个依靠。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私欲于是戴上了伪善的面具，编制了一个道德的谎言，说自己是为了洗刷耻辱而决定和丈夫一起死去，不幸的是，自己在杀死丈夫后没有勇气自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盗只是个杀人的执行者，而真正的杀人凶手则是真砂的私欲。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日本文化和个人利己主义私欲才是正真的杀人凶手。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作家对人生的迷茫，对人性的绝望。
　　芥川的一生是自卑和痛苦的。出生后仅七个月，生母发疯，没有得到生母的爱。而生父恰恰是造成生母发疯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生父而言，芥川不仅没有爱，更多的是恨。他的养父母和伯母可以说对他是百般疼爱，但多方疼爱对于一个养子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因为天生的自卑使得他不得不处心积虑的去讨好每一个人。芥川与吉田弥生的初恋也因家庭的反对而失败，他的无奈与不自由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养父母“类似孝道的行为”。正因如此，他在《给小穴隆一的遗书》说:“我的自杀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行我素。”芥川精神上的极大痛苦，造成了严重的神经和体力的衰弱。尤其是在1918年后，芥川的神经极度衰弱，渐渐由严重的失眠症发展到错觉、幻觉，身心陷入崩溃的边缘，摆在他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发疯。1927年5月好友宇野浩二的突然发疯。芥川曾经目睹宇野将院子里的蔷薇抓下来一把塞到嘴里，这一幕幕恐怖场景更加速其精神的崩溃。遗作《齿轮》这样写道：“我因患剧烈的神经衰弱症，严重失眠，终日焦灼不安，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恐怖和战栗。我总被无数的错觉和幻觉包围着，以致无法忍受，唯有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似乎是他摆脱痛苦的唯一出路。
　　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对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死亡浪漫化。作为日本文化象征的樱花和刀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日本人钟情于赞美三日即落的樱花飘零无意的红叶，瞬息即逝的晨露。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又有着自虐的一面：自杀。在日本人看来“自杀是一种美”
。芥川龙之介遗书中就写到：“渐渐地越来越觉得为了活下去而活实在是人生的悲哀，若能满足于永远的沉睡，对我们自生来说未尝不是种和平与幸福。我对我自己要到何时才能果决地自杀抱持著疑问，只得说自然对我来说比以前更美了。”
　　芥川龙之介曾经信仰过基督教、佛教，但他不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思想家、文艺家是游离于社会的现实之外的，挥舞的应该是神性之笔（如维科），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不是为人生而艺术。从小就生活在耻辱当中的芥川龙之介，自卑的心里使他对社会绝望、对人生绝望。像尼采一样，他坚信上帝死了，因此，芥川仅局限于用理性之笔揭露人丑陋、自私、险恶的本性。他理性的笔端挥洒出的是阴森森的鬼气。
　　
四、结语:

   耻辱的童年和苦难的人生给芥川的人生观和文学观方面留下了巨大的阴影，给他的生活和文学带来一种“漠然的不安”。于是他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文艺。用阴冷的理性之笔来揭露人生的丑陋、自私、险恶，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对人类共通利己主义本性的揭露。阴森森的文字下面反映的是作家对人生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