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t.douban.com/lpic/s3573038.jpg上大学时，一年寒假回家听到一句话，说的是一个庄稼汉发出一通怪论，“这个世界上两种人该杀，一种人是医生，只知道拿红包不知道看病，一种人是记者，报喜不报忧。”

当时我就读新闻系，听到这话真是惶愧了很久，心里就暗下了决心，将来一定不要这种该杀的记者。

后来就参加工作了，有一天深夜，去采访城管执法，路的两边狼藉一片，苹果滚得满地都是，十几个西瓜被摔碎了，血红的瓜瓤任人践踏着，一筐香蕉被踩烂了，地上粘乎乎一片，还有馄饨、面条淋淋漓漓洒了一地……周围是一片喧嚣的声音，有高声呵斥的，有骂天骂地的，有大哭大闹的，还有满地打滚的。几十个人几乎同时扑向十几个地摊，抢的抢，砸的砸，热闹繁华的街道突然之间成了人间地狱……

我当时就拍摄了很多打砸抢的特写，可是领导审片时全给毙了，用了一些看上去很文明的执法画面。

这是我“新闻工作史”上的第一次阵痛，从那之后我就经常痛，后来我就不痛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对痛有了免疫力，而是对所谓“负面新闻”有了甄别力。就像心理学试验里的那条狗，当每一次尝试逃跑都会遭受电击之后，它就不再逃跑了，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

其实，我这点阵痛根本不算什么，还有混得比我惨的。

2008年1月4日，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其进行拘传，未果。

同年年底，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四名干警来京将中央电视台女政法记者李某从住宅中连夜带走，据说该记者曾以涉嫌滥用职权为由采访过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而检方认为该记者涉嫌受贿。

依然是2008年，有记者采访中因为拍摄了黑龙江省鹤岗市收费站和交警在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黑洞”，惹怒了当地宣传部。副部长贾淼以记者的行为侵犯了被采访对象“肖像权”为由，对中央某报记者杨某、助手曹某和司机白某进行威胁恐吓，抢夺记者摄像机，为索要另一本录像带竟动用了警力。

其实，权力对媒体的干预，中西方都有，只是采取的形式不同罢了。《国家要案》中，那位议员简单明白兼之赤裸裸地地表达了辽宁、黑龙江等地官员的想法，他威胁记者卡尔·麦卡弗里（罗素·克劳饰）说：“你的文章还没写完，你就会失业。”

还好，只是失业，尚未被抓。

《国家要案》是一个阴谋论的片子，总体剧情其实很俗套，两个多小时，基本上算是波澜不惊，只有停车场躲避追杀那段，稍微刺激点。不过，看得还不算太闷，因为我从片中看到了我身上以及身边缺少的东西。

为了查明真相，甘冒险境已经不容易了，而又要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周旋，就更是难能可贵。报社的女老板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为了抢发头条，竟欲不顾真相，差点流于三流小报。而正是因为记者的坚持，他们的新闻才变得最客观最全面最真实。

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兴趣，卡尔·麦卡弗里为了取证准备偷拍，其搭档却提醒道：“我们不是警察。”

时下，各个城市台的社会新闻做得风生水起，偷拍摄录机便大行其道。前几年，我也特别热衷此事，后来渐渐烦了。因为我也意识到：“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无权偷拍。”

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特殊手段拍摄的新闻画面，都是很不职业，很不道德的。这与我国媒体的定位有关，我们很多媒体很多记者，都积极主动地在宣传员之外，扮演起道德卫士的角色来。带着偷拍机，扛着道德大棒，那种感觉确实很爽。

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特殊要求。

在我们这里，记者一个礼拜只能休息一天，大伙们怨声载道，但还是得接着干。据说之所以不能保证一周休息两天，是领导担心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人手不够用。有记者说：“我们都知道干新闻意味着什么，真遇到重大事件，谁好意思赖在家里啊？”

是的！选择了这一行，大家就都明白肩上的责任有多重。虽然被现实的苦闷经常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当真正的新闻发生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立刻把苦闷先放到一边，而投入到采访中去。

卡尔·麦卡弗里向女记者爆料，当时是深夜。女记者困得不行，骂了一句蒙头大睡。然后就是固定镜头，然后我就知道，这家伙肯定睡不着，她铁定要起来，没别的，就因为她是记者！果然，她起来了，连夜去调查。

这是职业素养吗？不是！

这是职业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