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搜索》开始连载后，有读者问我：“你以前干过城管，还是当过小贩？”我对此很是惊讶，怎么就把自己老底给暴露了呢？该读者说：“小说开头那段描写太逼真了，如果只是旁观，可能不会写得那么生动。”

于是，我只好坦白交待，那段文字其实是我的亲身经历，当然我不是城管队员，我没有抢过、摔过别人的东西，我更没有打死过人，相反，我是被抢的被摔的，幸运的是，我没被打死。

我曾经是一个小贩，一个非常卑微的小贩。那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年方十六七，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好时光。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十七岁的时候，我跟城管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

当年我家的锅勉强能揭开，倒不是因为锅盖重，而是因为家里穷。为了供我读书，母亲摆起了小地摊，谁都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我也知道，但是我们要活着！夏天，在太阳地里晒，冬天在寒风中吹，母亲很快变得又黑又瘦非常憔悴。

母亲的地摊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我每天中午放学后就去接替母亲，然后让她回家做饭，有时候我还要利用中午的时间去进货。上了高三之后，母亲怕耽误我功课，执意让我在学校吃饭，但是我没答应。每天中午，我都拿本课本坐在地摊旁复习，有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甚至路人要买包香烟什么的，要叫我半天。

从我上高中开始，地摊就摆起来了，城管也经常来抢我们的东西，每次母亲都是低声下气地去央求人家，那时候城管主任还算客气，他也知道我们不容易，没有特别难为我们。抢，还是继续抢；还，还会继续还。只是，还的时候，母亲能不能把全部东西要回来，我就不说了。

我上高三那年，母亲地摊旁盖起了一个电话亭，是县城电业局局长的老婆开的，虽说是电话亭，也兼卖香烟饮料之类的小商品。由于母亲在那时间长，而且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一家过得艰难，所以很多人都会来照顾我们的生意，有段时间，电话亭仗着雄厚的资本搞降价促销，希望把我们挤走，但是令人感动的是，虽说我家东西贵一些，还是有很多人来选择了我们的小地摊。

这事落在谁头上，谁都会火冒三丈，所以电话亭一家站在马路口对我母亲破口大骂，我也能理解。但是理解是一回事，忍气吞声是一回事。谁能看着自己母亲受到如此委屈？于是我便跟他们对骂，有几次甚至差点动手。那个电业局的局长，从来不参与吵架，因为人家是领导，但是也从不会把他的母夜叉老婆劝回去。

后来事情就发生了改变，就像我在小说里说的，城管出面了！他们比平时更加频繁地抢夺我们东西了，每次抢了之后，母亲更难把东西要回来了。直到有一次，一个城管队员跟我母亲说，你就不要在那儿摆地摊了，你换个地方不行么？

我们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但是母亲的地摊不能换地方，我每天中午还要帮她忙，如果离我学校太远了，她中午就吃不上饭了。

于是，我们坚持着。母亲说，等我高中毕业后，她就离开那个路口。但是人家逼得紧，城管也等不及了。

那是一个周末，母亲去外婆家了，我一个人在照料地摊，像往常一样，拿了一本课本复习，至于是不是小说中杨开运拿的《政治》，我就不记得了，有可能是本历史，也有可能是本唐诗或者宋词。

然后城管就来了，然后就开始抢了，然后我就开始骂他们了。

详细过程，可以在小说里看到，那段情节基本上是复制的生活，我就不赘述了。

我当时放出了一句狠话：“你们走着瞧！”

东西被抢了之后，我骑着自行车跑到区委门口要去找区长，看门的老大爷把我拦住了，问明缘由之后，他说：“小伙子，没用的，到处都一个样，区长也不会管你的。”

我接着又跑到城管大队，跟他们要东西，他们不给，我又大骂他们一顿，再次重申：“你们走着瞧。”

傍晚，母亲从外婆家回来了，发现我不在家也不在那个路口，一打听知道东西被抢了。她赶紧跑到城管去求情，像往常一样忍受了一顿奚落，一顿羞辱。那个主任问：“你能管得了你儿子吗？”

母亲说我一向很乖。

主任说：“我现在都担心弟兄们的安危，他要找人来打我们。”

母亲连说不会。

尽管如此，东西还是没有立刻要回来。

我听了主任的话后，心里很是不屑。那时候，我们那里的确经常有人打架，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也的确跟一些社会青年经常混在一起，但咱不是那种人。“走着瞧”还有另外的意思。

我写了一封长信，一封非常长的检举信，末尾署上了我的名字和学生身份。那时候复印还没现在这么便宜，我舍不得出那份钱，于是找同学帮我誊写了八份。我把这些信从中央到省到市，领导、媒体都寄了……

小说里并没有说杨开运寄信之后发生了什么，因为后续事件已经与整个故事无关了。实际情况是，我把这事给忘了。直到一个月后，我上着课被教导主任叫到了校长室，一进屋，竟然看到了城管主任！还有两个陌生的面孔，经介绍，我才知道，这两位是省里派来的调查员！我那九封信，终于有一封引起领导的重视了，调查员说，是省长要求下来调查的。

这事的结果是这样的，调查员以及我们教导主任、校长告诉我，我检举信中写的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证据的，如果要打官司的话，就需要取证，眼看就要高考了，最好不要浪费精力。他们要求我写一个纸条，告诉省长说信中所言并不属实。我写了，交换条件是：城管再也不准我母亲的东西。城管主任当场就答应了，而且还写了一个纸条。

在别人眼里，这也许是一次小小的胜利，甚至还有妥协的成份，但是在我，在我母亲，早已是喜出望外了，毕竟，我们只是为了生存。

后来母亲告诉我，他们在来学校的路上，经过她的地摊还问她：“你儿子是不是写检举信了？”母亲拍着胸脯保证说没有。这事不能怪她，她没有说谎，因为我根本没有告诉过她，我怕她担惊受怕。

从那之后，我们过上了几天太平日子，可是好久不长，就在我高考前夕，一个城管队员喝醉了酒，跑到母亲地摊前，抢夺我们的太阳伞，母亲握着伞杆哀求，那人却指着母亲的鼻子大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母亲把这事告诉我了，我当时就气炸了，哪个儿子能容忍别人用如此侮蔑的字眼来骂自己的母亲呢？

这次没用一个月的时间，大概最多半个月之后吧，一天中午，城管主任骑着他的摩托车来到母亲地摊前，哀叹道：“大姐，你儿子怎么又写信了？”

母亲像第一次一样，还是很莫名，说道：“没有啊。”

就在这时候，我放学了，骑了辆破自行车悠哉游哉地来了，城管主任问：“小伙子，你是不是又写信了？”

我非常坦然道：“是啊。”

“你怎么又写了？你不是不写了吗？”

我说：“你手下有个人，好像姓黄，来抢我妈的伞。”

“不是没抢走吗？”

“他指着我妈鼻子骂我妈不要脸，你能让人这么骂你妈吗？”

城管主任最后说道：“我回去说他，你就别再写了。”

“叔叔，”我很客气的，我这人一向很客气，“我马上就要高考了，高考之后我们就不在这里摆摊了。只要这段时间，让我们太太平平的，我还写什么信啊？”

那是城管最后一次抢母亲的东西，那是城管最后一次侮辱母亲。

第二次写检举信，我没有写很多，只写了一封，没有寄给媒体，我直接寄给了市长。现在想想，我都为自己当年的洞察力感到震惊。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第一次检举信，市长也许看到过，也许没看到过，总之他没有理睬我。省长派来调查组，肯定会先去市里问明情况的，一个中学生的检举信竟然捅到了省里而且引起了重视，官场中人肯定会掂量一番，不管这个中学生说的有无证据，总之辖下之丑事最好别让上层知道。收到第二封检举信，市长也许会想，这小子会不会像上次那样，也写了同样的信到省里呢？不管写没写，先派人调查一番是应该的，这样省里万一再派调查组下来，也不会被说成“不作为。”——我不知道这样想的逻辑对不对，总之第二封信我只写给了市长，而且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尽管如此，我对那家电话亭还是耿耿于怀，我这人一向不记仇，但对那家电话亭，我却一直深恶痛绝。终于，在我大一寒假回家后，我狠狠地报复了他们。一天晚上，我跟几个高中同学聚会归来，路过电话亭，捡起一块砖头扔到了铁门上，他家晚上有人睡在里面的，肯定会被吓醒吧？

我得意了一番之后，就不准备再恨他们了，毕竟，此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这就是我跟城管的那点事，我曾经是一个小贩，我曾经意气风发，曾经斗志昂扬……不过这几年，我越想越怕，万一那时候，城管把我打死了怎么办呢？有了这样的想法，有了这样的顾虑，于是我不再意气风发，不再斗志昂扬。我只能诉诸笔端，将他们丑陋的嘴脸无情地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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