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应远离经费“紧箍咒”

蒋高明

    时下，学术届“拜金主义”风气日盛：提院士、晋职称、岗位分级聘任、申请科技奖励、申请“杰出青年”、“百人计划”，几乎无不例外地要求申请人填写主持重大或重点科研项目情况。主持的科研项目越大，负责的课题经费越多，在竞争中就越容易获胜。

    这个规定在一些单位就变成了研究人员晋升的硬指标，如某高校对教授二级岗位的“经费”要求是“主持并完成过国家、院重要科技项目或等效项目”，这个等效项目意味着所负责的经费必须在数百万元以上，甚至数千万元。

    须知道，这个规定是带严重歧视色彩的，千万元级或者数百万元级别的研究经费不是普通研究人员想申请就能够申请到的，这样级别的经费几乎是院士、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或至少是院长或研究室主任级别人物的“专利”。在国内申请经费，一些大项目普通研究人员连知情权都没有，怎么指望他拿到重大或重点项目？这样的结果是，一些好处肯定是有权势者“沾光”。

    科学昌明早期，科学家是没有研究经费的，有些甚至因痴迷钻研，贫困潦倒凄惨死去。电话发明者、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梅乌奇因不会讲英语、不善交际应酬，无力将实验继续下去，最后连电话发明权也被人窃取，申述13年无人受理，最后含冤去世。直到2002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将电话的发明权由贝尔转到梅乌奇名下。

    1925年，苏格兰人贝尔德发明电视机的时候，世人认为他的想法稀奇古怪，没有人给予他经费支持。他只好替人推销皮鞋油，赚回买面包和支付房租的钱维持实验，他的很多样机是用饼干筒、自行车聚光镜以及用鞋带捆扎的铁条支架做的。今天，电视机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如果用今天“经费评价”标准衡量，贝氏岂不是连科学家都算不上？纽考门发明蒸汽机、波义耳研究气体定论、盖力克发现大气压、法拉第发现电磁定律、居里夫人发现镭、伦琴发现X光等等，他们都是在没有什么研究经费，完全凭者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下，才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

    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才算合理？这里我们不妨仿照SCI的办法来计算经费利用效率。SCI刊物的影响因子(IF)指某时期内某刊物发表文章引用数，简单除以发表文章总数得到的，如今这个评价刊物的标准在国内被拿来评价研究人员“优劣”。经费利用效益可以用某段时间内科研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除以申请到的经费总数。如果一个科学家并没有申请到国家太多的钱，但他发表的论文、论文被引用次数，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比哪些花了巨额经费的研究人员贡献大，就应当认定前者比后者优秀。但是，按照目前“经费论英雄”评价体系，前者往往输给后者，岂不怪哉？

    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呢？依然是利益使然。大学一切向钱看，科研单位也向钱看，重短期效益忽视长期效益，重向科研人员“索取”轻对他们人文关怀，有知识没文化。研究人员考虑的是生存，根本不会去想国家的实际需求。如果改变评估机制，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则一方面可以节约许多无效的项目开支；另一方面，国家可根据科学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出“命题作文”，让那些花钱少，效率高的研究人员承担任务，引领社会进步。因为研究目标明确，任务集中，意义重大，更容易出成果。“两弹一星”就是这样以“任务带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

    今天，科研腐败是不争的事实，表现在经费申请方面，“大经费小评，小经费大评”。经费申请过程认真，简单问题复杂化，人情和钱财“攻关”成了家常便饭。中国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概与科研评估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千军万马跟者科研经费“指挥棒”跑，连续不断的评估、论证、检查、淘汰，科研人员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这才是目前国家科研体制存在的最大弊端之所在。

    既然有了以科研经费论英雄，再加上以SCI论英雄，这“两论”就造成了研究人员只认钱财和“洋文章”。为了得到经费，科研人员不惜丧失尊严对经费主管部门领导当“三陪”(陪酒、陪笑、陪玩)，一旦攻下经费便身价倍增，由“狗熊”变“英雄”。经费是国家的，给谁不给谁完全事在人为，研究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系和协调。在这一点上，评者和被评者都是心知肚明的。

    欲消除科技界的浮躁心理和腐败做法，必须将科研人员头上的两个“紧箍咒”(SCI和经费)解放出来，尤其哪些以经费多少评价研究人员贡献大小的“拜金做法”，更应当尽早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