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化将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蒋高明、杨志勇 本文发表于《科学生活》，(271): 33-34, 2005 有删节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将波及到西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阻止“土地”的消失，将加剧人地矛盾，势必会制约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认为，占国土面积近三成的荒漠化问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访谈对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蒋高明 首席研究员
     专家简介：蒋高明，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1-1992和1995-1996分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恢复生态学与全球变化生态学合作研究。现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科普文章120多篇，主编与副主编专著8部。

    《科学生活》：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您能否用一组数据或事实，来概括介绍一下我国荒漠化的现状，荒漠化真的离我们还很远吗？
    蒋高明：上世纪70年代，我国土地荒漠化每年以1560平方千米的速度扩张，目前每年则高达3436平方千米。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7.4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27.9%。土地荒漠化诱导沙尘暴频度和强度增大，如上世纪30~40年代平均每3年发生1次，90年代每年发生一次，而2000年一年就发生了12次，2001年增加到18次。荒漠化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近在眼前，甚至已对国人的生活造成了不便，如沙尘暴迫使机场关闭、飞机延误等。已经成为许多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科学生活》：我记得您曾表达过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荒漠化将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您得出这一推断的依据是什么，所谓的最大障碍该如何来理解？
    蒋高明：土地荒漠化造成国家宝贵土地资源的大量流失，等于每年“国土”在“沦丧”。我国西北地区大多处于干旱区，而该区域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相对较低，目前已远满足不了当地持续增长的人口需求。国际上通常认为，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应当在每平方千米1人以内，而我国这个比例早就突破了2人，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10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将波及到西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阻止“土地”的消失，将加剧人地矛盾，西部的生态压力将影响到东部，势必制约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认为，占国土面积近三成的荒漠化问题是我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科学生活》：我们了解到，土地荒漠化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参与，您能否大致帮我们分析一下，近些年来国土荒漠化中“人祸”究竟占了多大比例？
     蒋高明：近年来，我国荒漠化地区增长的人口多来自内地，他们所采取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定居和农耕，这就与干旱半干旱区长期采取的游牧传统形成严重冲突。定居后，乡村和城市所需的水源要么从上游截断河流建水库，要么大量开采地下水，两者都会对该区域本来稀缺的水资源造成严重透支。同时，干旱区不采取任何节水措施的农业、林业和工矿业也加剧了用水矛盾。由此可见，我国荒漠化的加剧主要是“人祸”，而自然的原因较小。如果，做个大概的估计，我认为人原因至少占80%，而自然仅占20%。
    《科学生活》：据您了解，目前我国荒漠化形式最严峻的地区在哪里，为什么？
    蒋高明：我认为，目前我国荒漠化严重的地区是一些最近20年形成的地区，重点分布在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西藏、陕西等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很好的。新疆戈壁地区由于常年的风蚀作用，较轻的土壤物质都吹得差不多了，尽管生态退化也在发展，但是，相对于上述地区，虽然荒漠最多，但是增长的荒漠化土地面积相对要少一些。从全国范围来看说，荒漠化土地面积的83%位于西部，那里的形势也最严峻。
    《科学生活》：一提到荒漠化，对于多数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都认为那是大西北的事，是一个离自己很遥远是问题。您认为荒漠化现在以及将来会对城市产生哪些影响？
    蒋高明：中国的东西部是有天然联系的，西部的生态退化不仅直接影响国家的安全，还会对东部大城市的人群产生直接的影响，最近几年严重的沙尘暴就让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甚至台湾的人群尝到了苦头。西部位于东部的上风、上水向，它为东部输入了清洁的空气、水分，东部经济赖以发展的能源也主要来自西部。然而，目前的现状令人担忧，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令人痛心。
    《科学生活》：“三北防护林”被誉为“绿色长城”，其工程规模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三北防护林”在防止国土荒漠化上起了多大作用，利弊几何？
     蒋高明：针对干旱半干旱区的土地荒漠化，我国步美、俄后尘，继续采用人工造林的办法，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三北防护林”。据悉，“三北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两大工程，覆盖了我国85%的沙化土地，两大工程仅中央近期累计投入就近1000亿元。然而，与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相伴随的，却是近20年来“京津风沙源”的逐步形成。“三北防护林”工程尽管在局部收效不小，但由于违背自然规律，在西北的许多地方却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如在宁夏，我们沿途看到许多“生态建设林”成片死亡，有些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更让人心痛的是，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
    《科学生活》：以您观点，治理荒漠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在该种树的地方种树，在该种草的地方种草。那么，您认为我国哪些地方适合种树，哪些地方合适种草？
    蒋高明：在我国的东部、南部和西南等地区，以及中国“三北”中的华北、东北地区可以种树；而在西北地区就不适宜大面积推广植树造林。总之，在年均降水量350～450毫米以下地区，除了个别地方（高海拔低蒸发的山地、河流两岸、沟谷等）适合造林外，西北绝大部分的植被应该以各类草原为主。
    《科学生活》：曾几何时，“征服自然”之类的口号在我国响彻云霄，似乎人与自然向来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您认为这种崇尚人力的思维在防治荒漠化中还有“市场”吗？
    蒋高明：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即“向沙漠进军”。然而，50年过去了，除了少数治理成功的样板外，沙漠向我们逼近的速度却愈演愈烈。其实，在加剧荒漠化的各种因素中，人口增长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畜牧产品需求的增加必然增加。然而，当前西北地区草场畜牧超载率一般为50%~120%，有的地区甚至高达300%。根据我们多年来摸索出来的经验，治理荒漠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人退”，减少人为对土地的压力，自然恢复的植被往往比投入巨资去植树、种草效果更好。因此，在生态恢复上，撤下"人定胜天"的旗子，释放自然力，是惟一的出路。
    《科学生活》：我曾经听说您将狼与北京的沙尘暴联系在了一起，说如果草原有狼北京就不会有沙尘暴，这似乎很让人费解，其中的道理何在？
    蒋高明：在20世纪60年代，内蒙草原有包括狼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狼和其他野生动物在这里几乎绝迹。以前如果有人打了一匹狼，能得到100元奖金，现在要是谁打了一匹狼，会被罚款1万元！什么时候牧民又能打狼了，那说明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就恢复了，北京也就不会再闹沙尘暴了，而目前内蒙古仍是北京最大的沙尘源。

     (杨志勇为科学生活记者，负责本文的采访和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