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权力诉说真理(1)

蒋高明

我是成长在中国本土的生态学工作者。1985年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今。从大三开始分专业算起，我接触植物生态学已有23个年头了。当时，这个学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专业81级20个学生中，只有8人选了生态学。大约是受后来的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影响，我在从事生态学研究中就非常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提出了大农业观点。他最早在国内旗帜鲜明地反对“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始终激励着我进步。关注环境保护，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被决策者采纳，由衷地高兴；而建议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会心里憋屈，真是心中充满酸甜苦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来谈谈这20多年来我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一、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

1985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拼搏我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导师要我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与英国人合作的项目，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如果在北京做，条件是现成的，因为从安徽大学来的师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态的研究。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选择了后者，单枪匹马就去了承德。

硕士论文是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起源，并对现状植被调查，从而对植被进行规划。在那里，我结识了50年代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的韩志兴高级工程师，他是避暑山庄管理科的副科长，对山庄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植被调查工作开展的十分顺利。管理处提供了简单的住房，这样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山庄里调查植物。有一天，我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一幅幅景象另我吃惊：那些栽植于是清咸丰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如果没有了古松，山庄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死了也无人问津呢？针对死亡原因，我对每棵古松进行调查，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共调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为引起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韩高工，他听了听，长叹了一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事了，为此他与正科长还闹过矛盾哩。他说，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经很严重了，每年26.5棵，如不保护30年后将在避暑山庄将消失。我问他为什么不反应呢？他长叹一生，说谁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不是给领导扎针么？当时我年轻气盛，不信邪。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文一篇“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上，文章引用了我调查的数据和韩志兴提供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