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浩传世作品甚少，且学者看法分歧。唯一得到较多学者认可的是《匡庐图》。
　　《匡庐图》为全景式山水，整体气势雄伟夺人，细部刻画又甚精到。当中挺立一峰，峥嵘崔鬼，秀拔欲动；两侧而下，群峰竞立，如芙蓉初绽；山间有飞瀑如练，云气、屋宇、桥梁、林木，曲折掩映。正如画上元人韩屿题诗所说：“翠微深处着轩楹，绝磴悬崖瀑布明。”全画一派雄奇、壮美、幽深的气象，使人感受到画家驾驭大自然生命力的宽阔胸襟。
　　全图由下而上，由近及远，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在境界上则是从“有人之境”而渐入“无人之境”。
　　第一个层次（图2），画面下端，一泓涧水，一叶扁舟，船夫撑篙正欲靠岸，似乎将观赏者带入画境。由石坡而上，山麓画有屋宇院落，竹篱树木环绕，屋后有石径抱危崖逶迤而上。崖脚烟水苍茫，有长堤板桥，一人骑马观景，悠然自得。这一层可称近景。
　　第二个层次（图3），可称中景、两崖间有飞瀑喷泻而下，击石分涧，似闻其声。攀援而上，一桥横架于溪涧之巅，两边危壁，松柏参差，矗立入云。桥左方又一座林荫庭院，窗明几净。这一层可谓渐入佳境。
　　再往上，第三个层次（图4），虽是远景，却分外醒目。主峰兀立，两侧烟岚飘渺，诸峰如屏，相互映照；又一飞瀑如练直下，落入虚空，使人联想起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这一层次是画中最佳胜境，也是画家最着力处。
　　看此画，仿佛随着船夫的导游，登上了游览山中美景的旅程。巍峨主峰为主景，两叠泉流、两座屋宇、危栈小桥则是其中几处精彩的“景点”，而那位骑马观景的人物，则把观者的视野引向画外任凭浮想的空间。画的构境使人领略到荆浩大山大水的艺术特征。
　　在笔墨表现上，虽还没有完全摆脱唐以前山水画的装饰因素，但在真实感和体积感的追求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皴法的成功运用，是荆浩对山水画技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此图以中锋画山石，结态波曲，略似解索；山头和暗处皴法类似小斧劈，再施以淡墨多层晕染，以表现阴阳向背。在唐代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中，山石只有铁线勾勒，然后填彩，借助于晕染和色彩明暗表现凹凸起伏，当时还未形成皴法。历史记载中的唐代水墨山水画，至今未见公认的真迹。《匡庐图》可以视为我国水墨山水画初创时期的杰作，其用笔用墨及皴法值得仔细研究。
　　在墨的变化上，除了浓淡之外，尤其重视黑白对比。画中瀑布是用浓墨重笔“挤”出当中一脉泉流，随着这条白色长带的正斜角度不同，两边的黑色，或可视为山石，或可视为阴凹处，或可视为虚空。飞瀑的动势也由此产生多种形态神采。这种以黑“挤”白的手法，至今仍被许多画家沿用。画中画平水，改变了唐人似鱼鳞瓦片的勾线之法，而以淡墨烘染水面，显示出水的明暗变化，并以舟、桥等物暗示出水的存在。表面云气，也改变了前人的细勾填粉法，只用水墨渲染，显得空灵多姿而自然天成。虽然唐人张彦远早就有“运墨而五色俱，谓之得意”的新观念，但就山水画而言，只有荆浩之作使人们初步领略到这种“得意”的艺术情趣。
　　对《匡庐图》的真伪存在的疑问中，有两点需要加以解释：一是荆浩有否可能去过庐山；二是为什么这幅画在清代以前从未见有人记载著录。
　　关于第一点，根据晚唐五代的社会情况，荆浩除了在唐亡前有可能南下庐山之外，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下是很难成行的。但是未去过庐山，并非绝对画不出庐山。庐山久已闻名于世，相传秦末有匡俗先生庐居此山，故又名匡庐。汉代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就自叙“南登庐山”；东晋顾恺之画过庐山会图、雪霁望五老峰图；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中提到“余眷恋庐、衡”；唐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均曾来游，白氏留下“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名句。因此，荆浩即使未曾亲临庐山，也完全可能以众多前人文字、图画为参照，加上自己在太行山、王屋山的感受，创作出臆想中的庐山图。
　　关于清以前无著录的问题，确是事实。然而画面上却有宋、元人题字。这就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现存著录书籍不全，或记述有遗漏；二是此画原先另有题名（宋以前画上无题，题目由后人拟定著录），至清代被改为现名；三是后人伪造之作。目前所见最早著录此画者是清初孙承泽，孙系山东益都人，明崇祯进士，入清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富于收藏，精于鉴别。在《庚子消夏记》一书中列有“荆浩庐山图”条目，记述了他从“故家”——明王朝的显贵人物之家，买到此画，“绢素如银板，对之令人色飞。上有宋高宗题‘荆浩真迹神品’六字，下用内府之宝印。又有元人韩屿、柯九思二诗”。他的记载与此画完全相符。伪作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其后，此画进入乾隆御府。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阮元等编撰的《石渠宝芨续编·宁寿宫》著录，将题目改为《匡庐图》，这很可能是乾隆所为，画上有他的题诗二首，另有大臣梁诗正、江由敦的和诗。阮元在其所著《石渠随笔》中，也记述了此图。
　　孙永泽将此图定名为《庐山图》，所据不详。也许是受了画面上元代柯九思题诗的影响。柯九思曾参与鉴定元代内府收藏的书画，他在这幅画上题诗道：“岚渍晴薰滴翠浓，苍松绝壁影重重。瀑流飞下三千尺，写出庐山五老峰。”他断定画的是庐山，是否因画中飞瀑而臆测，或者另有所据，有待进一步查考。
　　《匡庐图》的收藏与流传大体经历为：北宋佚名—南宋高宗内府—元代内府或韩屿、柯九思—明代“故家”—清初孙承泽—乾隆御府—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这样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可以推断为荆浩真迹，至少也应是宋人摹本或其传派画家之作。《匡庐图》对研究荆浩艺术具有重要价值。但此画在艺术表现上似乎还不足以代表荆浩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对照他的理论著作《笔法记》对笔墨的认识，尚存在不少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