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办事处在沙头角的五层楼完工之后，还有一个乔迁仪式，行里也来了领导，放了一挂鞭炮，落了满地的红纸屑，财会处的严处长还让我给他在新开张的大门处拍了一张照片，又跟我拍了一张合影。

后来，我们办事处升格为支行，员工也不断增多，新进的员工有银校毕业的，也有其他单位调动进来的，总的来说都比我们最初去的几个人要年轻，在新楼营业厅办业务，与之前在农行借那一桌之地办公，简直就是鸟枪换炮的感觉，坐在柜台里面抬头看中英街上人来人往都是正正的看出去的，不似之前只能“斜视”着看。

当初办事处只有几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在镇委饭堂搭伙，记得好像是早餐自己解决，午晚餐去打饭回宿舍吃，说实话，那时的伙食真的很不怎么样，荤菜自然是很少的，蔬菜做的也一般般，最经常吃的是鸡翅膀，说到鸡翅膀，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鸡翅膀有单独卖的，在沙头角还特别多，冰冻的一板一板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饭堂的荤菜基本以它为主，有时候踏进饭堂的门就被烧鸡翼的味道给顶住了，那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受，后来我一直不怎么喜欢吃鸡翼，可能就是源于这里，对了，粤语管鸡翅膀叫鸡翼。

成立支行之后，人员也多了，我们就有了自己的食堂，分行招工分派来的炊事员是一个退伍军人，好像是河南人，其实他也不怎么会做菜，伙食也总被年轻人吐槽，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天天吃土豆，也不知道是土豆增加胃酸还是我的胃抗拒土豆，那段时间我是一吃土豆就胃疼，一吃土豆就胃疼，以至于不敢吃了。不过还好，这并没有成为“顽疾”，隔了几年再吃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就是有了我们自己的食堂之后，我还给大家烙过一次千层饼，在成家之前我基本没有做过饭，烙饼也是看我妈妈做我模仿着来的，还算成功，我这一边烙，那边大伙一边吃，基本是烙完了也吃完了，还都说这烙饼好吃。妈妈说千层饼在东北老家叫“杨子饼”，我一直也不知道“杨子”是不是这两个字。

深圳本地人使用粤语和客家话，我初到深圳的时候还不会听粤语，两年之后刚能够用粤语交流，就去了沙头角，而沙头角大部分人都是讲客家话的，年纪大一些的人，根本不讲白话（粤语），我一下子又蒙了，听不懂啊。

还好，讲客家话的人能听懂白话，所以交流就成了我说白话，对方说客家话，深圳地区的客家话还是比较“通俗”，我也很快就能听懂了，但是广东人都知道，有一种被叫做“大种客家”的客家话是很难听懂很难学的。不得不说地方方言，实在是林林总总，小小的一块地方就会有语言不通的可能，客家话终于能听懂了，但始终不会讲。

单位里人多了，“事儿”就多了，你说他他说你他说他的事总是有，各种话题也多了。当时给我感觉最“强烈”的是，一个后来来的女孩，茶余饭后，特别爱说别人，凡是她提到的人，都是挑着别人的缺点说的，把本单位的人评论完了，就开始说别的单位的人，也一样是挑着缺点说，我还真没听她说过谁的好。

还有一个男孩，是深圳本地人，但是很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了大庆，在大庆生活多年，后来又随父母回到深圳，那时我听他说大庆的事，很新鲜，他说在大庆所有人烧煤气是不用钱的，乘公交车也是不用钱的，他也说到在北方冬天煤气中毒的事时有发生。

对于大庆，我们这代人多是从宣传中知道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大庆和大寨我们都没有去过，啥样子都不知道，除了宣传的还有电影，王进喜和陈永贵是耳熟能详的。单位里有一个来自大庆市的同事，常常说起大庆，感觉新鲜之外也觉得对这样一个神话一样的地方熟悉了许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单位的发展壮大，职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当初建了那么一座“大楼”，感觉挺了不起的了，后来也还是不够用，我离开沙头角之后，支行搬到沙头角镇外，镇外的建设也翻天覆地了，之前的海边乡镇有了城市的摸样，深圳到沙头角又开通了隧道，缩短了往返的时间，与我们当初来往于深圳沙头角走盘山公路的那种崎岖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山路，关于乘车，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