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叫一声“老师”，大概只会叫“叔叔”“阿姨”，凡是大院里的成年人，男的都是叔叔，女的都是阿姨，不分年龄，而在孩子辈中也不管高低年级，基本都是叫名字，很少（至少我没有听过）有称呼哥哥姐姐之类的，到底不是自己家的哥哥姐姐嘛。

也有更长一辈的长辈，就是邻居家或者大院里谁家的奶奶姥姥，孩子们都一概的叫奶奶姥姥，只是在前面加上这家人的姓，比如张奶奶，这也是一种社会性称呼，跟北方人的认识不认识的都叫大娘大爷大叔是一样的。

在我的青年时代之前的那个时期，我所生活的环境，社会性称呼的种类特别少，最普遍通用的是“同志”，上街买个东西对售货员的称呼都是“同志，那个什么拿给我看看”，或者“同志给我来一斤糖果”之类的，对这个“同志”，我都觉得挺难说的，所以我也很少上街买东西。

在我们部队服务社里就简单多了，售货员都是熟人，叫一声叔叔阿姨就行了，有一段时间买东西要对“暗号”，就是你或者售货员先说一句毛主席语录，对方再说一句语录，才开始买卖，这个又把我吓住了，那时就觉得太难为情了，好在我妈妈也在服务社上班，不需要我去买东西。

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对保姆的称呼，也是“阿姨”，这个“阿姨”和邻居家以及不认识的看上去是长辈或者一看就是结了婚和有孩子的女性叫的“阿姨”是不一样的，这一类的阿姨，就是一个称呼，保姆的这个“阿姨”是一个职业身份，如果请来的保姆是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那她就是“小阿姨”。

想想那时真的好简单啊，这种简单可能也是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1949之前肯定不是这样的，后来就又变化了，这都是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比如改开之初，很多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大佬”的称呼开始流行，在粤语里“大佬”和“大哥”是一样的，你在家里也可以管自己的大哥叫大佬，或者跟别人介绍说这是我大佬。

但是这个大佬一旦成为社会性称呼就不一样了，大佬，基本就是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里的老大，也就是一把手，或者是一个群体里的头头，一帮人玩的好了，总在一起，那个能挑头能拿主意的就是“大佬”。在港产片中黑社会的头脑人物都是“大佬”。

1984年，我跟我父母回老家，表弟带我们到处转转，每逢问事或问路，表弟都称对方为“师傅”，我不知道是因为表弟以前在工厂工作还是那时大家都这么叫，一次走到一个大院门口，表弟管站岗的哨兵也叫师傅，这一叫，把我父亲都逗乐了，说管当兵的也叫师傅啊。

再后来“老板”又盛行起来，这个比较古老的称呼被恢复一点都不奇怪，起码在香港地区就一直没有被抛弃过，只是我们这里都公私合营了，哪还有什么老板啊，戏班子里被叫老板的，那就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板很“盛”，连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被叫做老板了，再然后，当然是被责令取缔了。

还有一种称呼也很有意思，不知道是从打仗电影里转化来的，还是迎合了时代的快节奏需要简省，凡是带长的都把长舍掉了，处长局长队长都不要长了，拿陈姓打比方，就是陈局、陈处、陈队，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就是陈大，好玩吧。那句“处级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也不好使了。

“老师”这个称呼放开之后，就到处都是老师，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怎么开始叫起来的，一开始我是很不习惯的，我的认知是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才是老师。后来是慢慢的接受了，但是看到在电视里某节目上主持人管年纪很轻的演员叫老师，我还是不能认同，当我和朋友说到关于老师这个称呼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他们上海人一直就是两个称呼，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师傅。好吧，好吧，孔子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时代的变迁必然也会反映到文字和话语上，称谓的变化，也是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讲亲合讲和谐讲欢欢喜喜一家亲的时候，很多家庭里的称呼就变成社会性称呼了，你看以前哥哥姐姐都是亲兄弟姐妹之间叫的，社会面一般是叫大哥大姐，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听到不认识或并不很熟悉的人，哥哥姐姐的叫着。

还有一些称呼是具象的定义的，是有人设的，标签化的，比如国民老公，国民媳妇，小鲜肉，小哥哥，小姐姐，以及大众什么之类。最近又出了个国民舅舅。还有“大妈”，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称呼，原本既是家族里的称呼也是社会性称呼，现在却被插上了一个标签，让一些年龄在“大妈”之列的都唯恐避之不及。

一个称呼或者说一个名称一旦有所指代，就很值得认真对待，比如大妈，比如小花（梅）。在网上还看到这么一段话，说：“想不到人设现在可以分的那么细，老公负责挣钱，舅舅负责治病，二舅专治内耗，大舅专治矫情。”

淘宝诞生之后，“亲”成了一个最热门的社会性称呼，从淘宝到其他的网络社交平台，“亲”无所不在，最近又有了变化，由“亲”转变成“家人”，你觉得哪个称呼更好呢。以前我就“亲”这个称呼写过一篇《亲的不亲不亲的亲》，那么“家人”这个称呼是不是更包容一点呢，虽然不一定那么亲（密），却总还是（一）家人嘛，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有一个家”，“我们都在地球村”么，称呼的变化，转化，演变，发展，细看之下，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