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12期的《小说月报》有荆永鸣的一个中篇《较量》，说的是医院里的事，医生和医生之间的事，看的还是津津有味，只是结尾有点出乎意料，觉得有时候，人鼓足了劲非要争个高低、辩个是非，也未必就能水落石出、尘埃落定，有很多事，就是会不了了之，即使不是一笑泯恩仇也会不了了之。

    看这个中篇，也还是划了些道道，感兴趣的是书中人物恰是神经科医生。在这，就不复述具体的故事了，把划了道道的部分摘录出来说一说。

    “钟志林渐渐皱起了眉头。他没再把茶水倒掉，而是把杯子放在一边，强制自己不去看它。他知道，注意力越是集中在某个地方，感觉就越是敏锐，强迫症的思维也就越是严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一个神经科的主任医生，知道强迫症对人的影响，如果一个神经科的医生自己本身出现神经方面的疾病，是不是很可怕，能够意识到并加以抑制，当然最好。普通人不懂，或许就是在一些苗头出现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而使疾病越来越重，到无法挽回，书中就有这样的案例。

   “那位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医科大学教授认为：神经质症状属于主观范畴，而非客观产物。造成这种症状的根本原因是，患者总想以主观愿望控制客观事实，愿望越是迫切，由此引起的精神拮抗就越是加强，最后只能通过强迫性的症状表现出来。因此，这位教授在当时曾创立了一种‘森田疗法’：凡事做到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去矫正，强迫观念就会自然消失。

    可是，森田正马所说的‘纯属主观问题，而非客观产物’——这一结论，似乎值得商榷。钟志林医生比谁都清楚，最近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神经质症状，完全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说白了，就是被谈生给折磨出来的。”

    记得我父亲2010年生病之初，在医院检查无果，后来找了广医二院的神经内科潘主任，诊断结果是神经性疾病，开出的药也很是有效。后来父亲因其他病症住院，我们告知在吃一些神经科药物，住院治疗的同时主治医生也给我父亲请了精神科医生诊断，医生的判断是我父亲受了精神方面的刺激，也就是主观方面导致，而不是之前潘主任的“客观”的结论。

    因为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比较多，对父母也很了解，又一直陪伴父亲的诊断和治疗，对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对两种不同的诊断结果，我还是信服潘主任的结论，后来，的确还是又再次的找潘主任看病和用药，也确实让父亲好转起来。

    主观还是客观，是精神还是神经，是不是连医生自己有时候也分不太清楚呢，还是这本来就是个难以分清的问题，人的身体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神经系统更复杂，精神就更更复杂了。

    “钟志林不可能不往心里去。一个洁身自好的人，突然被人泼了一身的脏水，——你却不知道泼脏水的人是谁。”“这个世界就这么奇怪，一件事可以生出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而这种事，即使你浑身是嘴都说不清。”

    就是这样，钟志林，一个神经科的科主任也被逼的不断的举报和上访，这已经是强迫症的症状了！摊上事的普通人，要么没心没肺，要么修炼到家，否则就真的要“神经”了。

    “各种冲突，各种刺激，可以说是处处存在。这对每个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地位的人，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折磨。从医学角度上说，这种挑战一旦超过人的心里承受极限，大脑神经系统功能就会紊乱，大脑疾病的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如何减少和预防各类不良心理及行为问题的发生，这已经不仅仅是医院和医生的责任，而是全社会要承担的责任。”

    “人们评价一个社会，就是要看这个社会如何对待人群中最不幸的人……”“他不知道权利是无边的，有时候还是邪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单纯、最正直和最优秀的人，就越是容易成为它的祭品。”

    的确，医生可以治疗人身体上的病和一小部分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但治不了社会的病，医术最高超的医生也难治社会的病，否则，当年的鲁迅也不会弃医从文了。

    “作为一个医学专家，钟志林并不讨厌做梦。他知道做梦是健康的一种标志。医学研究发现，人在做梦时，脑血流量和葡萄糖代谢水平都比不做梦时要高，同时还会产生一种来自骨髓和淋巴结的物质和催眠肽，它有让人延年益寿的功效。相反，一个人如果总不做梦，这倒不是一件好事。有许多时候，可能是右脑出了问题，甚至有轻度的脑出血或长有脑瘤。比如植物人和痴呆症患者，都是从不做梦的。”

    我几乎每天睡觉都做梦，以前一直都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因为大多数人都说不好，说做梦就等于大脑没有休息。我也在书上看过说人总是会做梦的，无所谓好还是不好，像这个中篇说的这么具体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果这种说法准确可信，那做梦是好还是不好是正的还是反的，都没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