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对拐卖儿童执行和事佬主义

文/马庆云

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作品，总有一个共性的东西，便是善于用镜头语言调动影迷情绪，实现观影中的情绪“过分”高潮化。比如，在电影《十月围城》中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为“保卫孙中山”而亢奋。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我们也会为三兄弟的成功不假思索的叫好。可是当我们冷静思考这些情绪的时候才会发现，革命远不是保卫孙中山的牺牲主义，成功也并非成功学骗子口中的营销与励志。我们陷入了陈可辛故意涉及的圈套——他拿这些情绪化的镜头语言让我们丧失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他指引的路子想问题。

我将这样的导演称为，传销式的导演。在电影《亲爱的》中，陈可辛依旧在做这种情感传销，他的这种传销，实乃拒绝了最有价值的思考，沦为一种博取眼泪的闹剧。那么，陈可辛用镜头语言调动影迷情绪的例证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几个细节，这些细节，也是年轻编剧撰写剧本的时候可以借鉴的（当然，我一直认为，最有价值的编剧是不屑于这种情感传销式的镜头组合的）。

比如，鲁晓娟在咖啡广场与其现任丈夫对话离婚那段。对话本身波澜不惊，但是，陈可辛调度出镜头面前的喷泉来。如果仅仅是喷泉林立，还不足以彰显出两人克制且紧张的情绪关系。陈可辛故意让卢晓娟的儿子田鹏在如柱的喷泉那里玩水儿，用手压断喷起来的泉水。当两人谈话结束后，喷泉也停止喷涌，卢晓娟带田鹏离开。

我们可以说陈可辛的导演调度非常优秀，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大肆感情渲染的调度在陈可辛作品中俯仰皆是。他试图将每一个桥段进行情感上的宣泄，从而实现一种观影者的自觉代入感，进而在代入感的作用下不假思索地认可陈可辛导演安排给大家的价值理念。大量的传销课程，实际上也是用这种极力高昂的嗓门来顺利洗脑学员。

借此，我们便应该追问，优秀的电影，应该传递给影迷冷静的理性思考，还是热涨的情感宣泄呢？于后者，陈可辛导演无疑做得非常优秀，但是于前者，恐怕这位导演在呈现一种罂粟花的有毒状态。我们看着过瘾，观影情感也被调动的非常高昂，但冷静之后你却会发现，整部影片不过是在拿着拐卖儿童事件混稀泥，他并未传递给我们有价值的思考。

个人认为，思考远比情感宣泄更重要。《亲爱的》旨在展示由一个被拐卖儿童带来的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冷静思考一下，它也只是几个家庭的纷纷攘攘罢了，“拐卖儿童”事件不过是个故事引子，创作者们并不用心于追问造成悲剧的根源问题。

中国为何会发生拐卖儿童事件？

中国的福利院儿童领养政策为何严重滞后？

……

冷静的理性思考，应该带给我们这些问题。而陈可辛的热涨的情感宣泄，却告诉我们，大火都不容易，几个家庭都非常纠结，都是生活的受害者，都应该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经过文革一代的我们，仿佛很容易接受这种和事佬主义。中国历史，也素来都是一笔糊涂账。在很多大的历史事件之后，我们都选择得过且过的和事佬主义，不深究，没有人承担责任，只要大伙都能继续生活即可。最终造成，我们在未来，还是走历史的老路子，还会继续有拐卖，继续有找寻，继续有得过且过。

如果不深究“拐卖儿童”这个社会事件，找到自己的孩子就行了，那拐卖还将持续发作。艺术作品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现一个社会热点、渲染一下悲惨情绪那么简单，它更应该承担的，是揭示问题的症结何在，如何规避。只讲一个被拐卖儿童怎样回归父母的故事，远不如追述拐卖何以发生有价值。

面对社会问题，断然不能拿出和事佬的姿态来，互相温存。这是一种精神麻痹。对社会事件的解决于事无补。直面，一直是中国电影人最缺少的精神。陈可辛看似善于调动镜头语言，感染我们的观影情绪，可是在你悲伤流涕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眼泪如此廉价，竟然任何有价值的思考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电影，难道不是一盆廉价的酸腐爆米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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