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民族史诗，力透纸背

文/马庆云

家父曾经历过饥荒，据他回忆，当时已经到了没有树皮可吃的地步，尤其旧历年刚过，春天未来的时候。当时，有一种叫做观音土的东西可以充饥，我少年时便不曾见过了。家父也曾亲眼见过饿死人的事情。他说，有些上了年纪的，因为每日只能吃观音土，所以拉不出屎来，有人活活憋死。也有出去逃饥荒的，家父开玩笑说，他小时候去逃饥荒，因为长的俊秀，差点被认了干儿子回不来。他还说，最困难的时候，是春天刚过，粮食未熟，而地里能吃的草根、芦苇芽已经被“掘地三尺”。他最饿的时候，曾连续六天没有吃到东西，第七天的时候，“趴着墙角站起来看着你爷爷背着一小口袋粮食回来了”。“扒着墙角”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边，也因为这四个字，我从记事开始，没有浪费过一粒粮食。

我曾多次想，再过一些年，家里经济略微宽裕一些的时候，我便辞去现在的工作，在家里专门写小说记录家父曾经亲历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小说方式的记录，是有巨大意义的。它一面告诉后人，历史的真相，一面又警醒后人，灾难不能再次发生。刘震云的《一九四二》这个剧本，也正是这个价值。我们应该通过艺术作品来记录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灾难，并且通过这种记录，来让所有浮躁的人沉静，一起去找寻灾难不再发生的路径。这便是艺术的最大功德。已经功成名就的冯小刚和刘震云，提前做起了这项艰巨而有历史价值的工作。这两个人是知天命的时候了，也应该抛开一些束缚，搞一些具有深刻历史价值的东西出来——电影《一九四二》无疑便是这个东西。从艺术情怀的角度上讲，电影《一九四二》，个人认为，是中国有电影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不是其一，而是唯一。

我特别想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作家（导演）所承受的艺术痛苦，也便是这种直面。在大的灾难面前，如果作家（导演）没有直面的能力，那只能生出两种作品来，不然便是主旋律的皇恩浩荡救民水火，不然便是伤痕派的我又死了爷爷奶奶云云。直面，不是歌颂或者贬斥，而是，首先为记录，其次为找出灾难不在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可能性路径。刘震云的《一九四二》无疑完全满足了这种直面的精神，他没有控诉政府的“无力”救灾，也没有呼天抢地的做伤痕状的说饿死了爷爷奶奶，只是忍受着艺术者自身面对灾难时候的内心痛苦来真实记录一个时代——一个饥荒的时代。这一样的时代，或许还有很多，甚至至今世界的什么角落里还在发生。作家（导演）本身所经历的创作痛苦，远在艺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痛苦之上。这也便是艺术者的良心。

源于这种艺术良心，才能产生出有可能是一个民族历史史诗的作品出来。《一九四二》，首先便是民族沧桑史上浓重的一笔。我不善于用民族这个词，因为我总认为，“民族”一词存在狭隘性，按着人类大同的视野来看，1942年河南的饥荒，无疑是世界中国中部地区在一个特定年代里边的特定历史大事件，这场饥荒，属于我们“民族”的伤痛史，同时也属于整个人类的伤痛史。对这段伤痛史的记录，实现了从有局限性的民族历史向整个人类历史的“超越”。民族史诗，因为这种共通的灾难，而成为全人类的价值范畴内所认可的艺术形式。刘震云、冯小刚等人无疑通过自己的“直面”民族灾难的猛士精神，把“中国地域中的民众价值精神”以“民族史诗”的形式向世界传递。在这场饥荒所引发的灾难面前，我们的民众价值精神又是什么？

活着。

在《一九四二》中，我们看到的最多的便是死亡，但活着却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追求中，包括死者。皮实的活着，无疑是我们的共同性格。饥荒的河南人身上，西进潼关，以求活路，便是“价值追求”，在这个“价值追求”的指引下，卖儿卖女卖妻，甚至是易子而食，都不过是为了活着。我们可以道貌岸然地批评国人的“活着”没有原则，但这种无原则又是否构成了我们这个种群一直延续的“历史可能”？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刘震云笔下、冯小刚镜头中的国人，又有一两个不求“活着”的，此所谓看破生死。一个是张国立饰演的范殿元，一个是张默饰演的栓柱。他们起初都要活着，但最后，西进潼关受阻，范殿元死也要死的离家近一点；栓柱找孩子被日本兵抓，不食馒头，以死了之。这两个人身上，又有中国人身上特有的倔强，这种倔强可以是“生的倔强”，也同样可以是对“死的倔强”。我想，或恐正是这种蔫萝卜一样的倔强，才是我们这片地域上的文明得以延续的一种历史可能。

体制。

我更倾向于用“规则”一词来代替“体制”。在这片土地上，任何的“作为”都不可能是一厢情愿的，除非是书生报国，但书生报国往往无门。政府为何不赈灾？就是要把灾荒的烂摊子留给日本，让日本面对更多的世界上的人道主义的质问，从而求得更多的世界援助。此亦蒋的主义。但又为何转而赈灾？正是因为记者白修德报道河南饥荒的文章引起世界关注，政府才要赈灾，以证明政府不是置民众于水火的政府。往非人性的角度上讲，灾民的存亡，只是一个游戏规则，风向变了，生死也就便了。再比如，赈灾粮食被贪污的问题。蒋动员老师兄捐款，老师兄质问贪腐，蒋亦只能说尽力制止，不敢完全说死。蒋无力回天，因此他在车上缅怀当年万众一心的北伐。即使在灾荒与饿殍面前，我们依旧有一个不在明面但无处不在的“规则”，阻碍我们赈灾，所以，灾粮即使来了，一样继续饿死人。我们这个游戏规则，从来都是当权者的，为当权者服务的，但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怀着当权者的意思，玩着当权者的游戏规则。当所有人都在玩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牢笼我们但颠扑不破的体制——赈灾粮一样被投机倒把，杀几个贪官以正清明又在所难免。

刘震云和冯小刚又无疑在努力寻找“灾难”不在发生的合理路径，至少在《一九四二》中我看到了对这一路径的渴望。这部作品，除了让我们记住那段历史之外，我想，更多的则是反思那段历史，除了中日仇恨、蝗虫饥荒、人性的混乱贪婪、体制贪腐之外，让我们更多的看到、想到——何以避免灾难？个人认为，一个为普通人而不是为权力者制定的游戏规则，在我们的世界上流通起来，方能谈些未来的事情吧。

家父已是耳顺之年，每次来电，总说，让我孙子吃好。吃好，目前看来，已不是问题，但如何让一个“为普通人而不是为权力者制定的游戏规则在我们的世界上流通起来”，至今，还是我辈努力的方向。

附录：石家庄先天下金棕榈电影院《一九四二》看片会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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