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电影《白鹿原》的几大“硬伤”与王全安导演商榷

文/马庆云

小说《白鹿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受到影迷的普遍关注。该部小说的改编工作，举步维艰，多次换帅，最终由王全安导演自创的剧本送审通过，并辗转筹集了资金，完成了拍摄，最终在千呼万唤中上映到了全国院线。但小说的优秀底色，并未能给电影《白鹿原》带来一片叫好，相反，不扎实的电影剧本，自上映之日起便被中国的影评人所诟病。该部电影的原编剧芦苇老师在接受某报社记者采访时说，王全安版本的电影剧本，只用了16天的创作时间便完成了。笔者作为忠实的原著党，希望就以下几个问题与王全安导演商榷。这些问题，我在电影一周酣第三十四期的节目中，也大致说到，今天特整理如下。

第一、   那些年，我们一起穿的棉袄。

王全安导演版本的电影《白鹿原》中，演员们割麦子的时候，都是穿的厚厚的棉衣。根据小说原著精神，《白鹿原》中很少实写割麦子的场景的，更没有大夏天的穿棉衣的事情。一边收麦子，一边穿棉袄这事，算不算是电影《白鹿原》的一大硬伤？

第二、   那些年，我们一起割的麦子。

原著小说中，对麦子这种粮食作物，提及的不多，最多的一次，也只是在大旱那年说，先是上半年的麦子颗粒无收，然后是下半年的雨水一直不到。王全安导演对麦子这一意向甚为喜爱，甚至于每逢重大事件的转场，总是拿一望无际的麦子做过度。乃至于，大雪纷飞的时候，还是一地的麦子。这种不顾及节令的意向乱用，是否证明了编剧混乱的创作思路？

第三、   那些年，我们一起睡的女人。

小说《白鹿原》的重点是土地上的农民围绕土地展开的各种矛盾冲突与势力斗争，乃至于最后老白嘉轩归于土地的平和，望着当年换来的鹿子霖家的地而结束整部小说。但在电影《白鹿原》中，我们分明看到四个男人跟一个叫做田小娥的女人的故事。郭举人睡不成田小娥，黑娃便偷了田小娥；黑娃跑路之后，鹿子霖便趁机睡了田小娥；鹿子霖为了陷害白家，便让田小娥勾搭了白孝文——这种围绕床事展开的故事叙述，是否有违原著的厚重精神？原著的核心是土地，而非女人，导演王全安是否故意歪曲了小说《白鹿原》？

第四、   那些年，我们一起斗的地主。

小说《白鹿原》中的有地之人，大多耕读世家，与我们所受的教科书式的教育所传递的信息不同，不似地主老财的模样。小说的价值也便在于此处，通过一本厚重的民族秘史，告诉所有读者，地主的地也是自己一分一厘地置办下的，不是烧杀抢掠得来的。而且，小说开篇便是白鹿两家因为林寡妇家的六分地而斗的你死我活，可见，地主家的地也是很珍贵的，且并未出现大面积的耕地。但在电影《白鹿原》中，郭举人家，一次麦收便雇用了几十个麦客割数天的麦子，是否与原著的还原精神不符？导演王全安是否受了传统教科书式教育的毒害，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大地主都是千亩良田呢？

第五，那些年，我们一起种的庄稼。

根据小说原著精神，白鹿原上的地分为水地和旱地，而且各家的地块大小不同，分散开来。这便注定，白鹿原上的庄稼，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错落有致的。这一小片是豆子，那一小片也可能是谷子、小米、红高粱。但在电影《白鹿原》中，我们除了一望无际、整齐划一的麦田，根本看不到别的，这一点，是否与史实严重相悖呢？王全安导演是否真正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农民土地问题？黄仁宇先生有云，中国的土地从来都不是太集中，而是太零散。

王全安导演版本的《白鹿原》出现以上五大“硬伤”，根本原因便在于，《白鹿原》是以男女的腻腻歪歪为重点核心价值，还是以围绕土地展开的民族史诗为价值重点。显然，王全安导演选择了前者。他对白鹿原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把握不足，大陆上映的《白鹿原》中，甚至于没有任何一处有力量的人与土地的感情纠葛。至于那些两家换地、大旱求雨等本应该重点展现的情节，王导全部舍弃，而那些黑娃初见田小娥、鹿三杀田小娥等本是小说侧面描写的东西，却被导演无限放大，大书特书。基于以上事实，我想询问王全安导演，您的创作，是盯着时不时勃起的裤裆，还是着眼可达历史厚重的艺术内心？

电影一周酣白鹿原群：256154036

电影一周酣第三十四期——电影白鹿原的优劣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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