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书案在前，宜黄惨案在后，钓鱼岛在哪？

马庆云/文

我在某社区网站的微博上给我的大学同学留言说，在钓鱼岛问题上还是冷静一点的好。我的这位大学同学没有回复，取而代之的是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先是骂我是通敌卖国的汉奸，然后又巧妙地论证我是日本留下的余孽。这件事情使我想起几十年前抗日时期西南的一个编辑部的“惨象”来，貌似那里的编辑说了几句“我们这里也欢迎非抗战文学”，便被所有的“有志青年”大肆批判了一把。几十年后的这一幕大悲剧，又以一种很小的形式落到我的头上。我对这位青年不想大加批评，因为他们的不冷静首先是其老师带给他们的，我的许多同学都是做高中老师的，我只得埋怨我的这些同学们了。

说到通敌卖国的汉奸问题，我倒是觉得，现下一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盲目青年均会以“汉奸”的称谓来称呼一些与其思想见解不一致的人。这个“汉奸”的头衔最有可能落到那些思想上稍微开明一些的人头上。“汉奸”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因此可见，一个人若是要定型为汉奸，那首先要投靠侵略者的，要受其驱使，要出卖国家利益，可通篇看来，那些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冷静的人并非就投了日本去。相反，倒是这些人把一种理智与客观带到青年中来，让他们在这场搏弈中思考中国的软肋问题。如果说把这些进步思想宣扬出来是汉奸的话，那口口声声的爱国，但连自己身边的邻居都不曾爱过的几个小青年又是什么？

我时常地想，像一些青年一样，在钓鱼岛问题上马上的打打杀杀起来，是否是真正的爱国？我亦无法摆脱这种民族心理的桎梏，对日本在钓鱼岛上胡作非为很是愤慨，但我更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去思考自己国家的执政府，我们到底出现了什么软肋，给别人可乘之机。如果没有这种思考，我们就算是打下钓鱼岛又能怎样？对这个国度里生活的民众幸福指数的提高是否有半点帮助？孔夫子那句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蔷之内的话，我们很多青年高中时候便学到过，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怎么到钓鱼岛的问题上就迷糊了呢？

或许，略微的清醒与汉奸并不同列，而一概的盲目才是助纣为捏的拟汉奸行为。到底是谁出卖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利益，这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的主要问题不在钓鱼岛，而在国内诸多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些青年简单地骂起日寇来，这是好的，但是否想过，应该更深刻的去反思这个——我们的执政府怎么给了日寇这样的可乘之机，我们这个民族是否真正强大起来，我们这个民族是否真正富强（还是一部分权贵富强了）？这些更深入地思考或许更有意义，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更有导向作用。

钓鱼岛事件之后，被称为汉奸的我，也是愤怒过、汹涌过的，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我们内部的矛盾不解决，中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民族不够强大，中国周边便会出现若干个钓鱼岛，今天的钓鱼岛靠青年的血拿下来了，那下一个呢？有多少青年的血可以流？而最后，这么多的青年流完了血之后是否也是白流，他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是否就是下一个渭南书案的谢朝平，是否就是下一个宜黄惨案的钟家兄妹？我们的激愤最终只是白费的，对作为民众的自身没有起到丝毫的好处。

我们有渭南书案，有宜黄惨案，我们还能没有软肋吗？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自由地写书的时候，当公民的出版自由被执政府强令限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民族注定不能开化。一个没有开化的民族会有可能站在世界舞台上去吗？我们能够站起来吗？思想的不自由，将会造成所有行动的最终停滞和倒退。现下，我们被报道出来的谢朝平有一位，那没有被报道出来的老谢还有多少？我若是写出几个这样的名字来的话，恐怕这篇文章便逃不出被和谐的命运了。一个民族上的执政府如此这般，我们不生气，那我们这个民族将会很快的成为处处都是钓鱼岛。

宜黄惨案之后，钟小九开通微博，民间力量一直在救援受害的钟家人。我想，一个宜黄惨案对国人的侮辱程度要远大于钓鱼岛——钓鱼岛是外人关了我们的船长，而宜黄惨案是“自己人”烧了我们的兄弟姐妹。“自己人”先烧杀抢掠起来，外人怎么不见机欺侮我们呢。今天早晨，看到新闻说钟小九的母亲被网友传递救治，已经到北京最好的烧伤医院治疗，不免想说，民间自有真情在，哪有政府这盘菜？本应该政府出面妥善解决的，最后确实网友们给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我在感动的同时，不免要质问我们的执政府，你们在哪？当一个国土上的民众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保钓？即使钓鱼岛保下来了，它是我们的吗？

被我同学的那位同学骂做汉奸之后，我不禁要问，渭南书案在前，宜黄惨案在后，钓鱼岛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