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县大曲头事件十论之三

——经济与土地博弈的受益者在官与民之间被和谐

马庆云/文

中国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的考验，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否解决自己人民的粮食问题已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否，所以中央有18亿亩的红线保障。但是国家的行政干预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农村现下的实际情况，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远远超过种第一产业的产值，农民从土地中直接获利的方式已经不是在种植农作物上面，而是卖地！

中国的农村土地不可能在工业化与资本化的大潮中幸免，土地被资本所充斥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土地，被用来种房子，农民把房子租给城市劳动者，从中收取房租，这样得到的利益要远大于农业种植，这些农民用这种方式从城市发展中获利。但是，做为远离城市的乡村土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要远不如从前。

我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每年一到粮食收获的季节，我们各处的新闻联播就重点强调今年的粮食又在去年的基础上增产多少多少，给人们一个假象，我们的粮食产量在逐年上升，而根本没有外围媒体预计的粮食危机问题。但是，从我老家的信息来看，他们收获的粮食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最近几年，甚至已经开始不足以前的百分之七十五。父辈们务农，从他们口中得知，以前每年能产五十几袋麦子，现在已经不足三十袋，一个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是——大量的农业耕地被闲置。

农民越来越发现，种植粮食作物，是一项赔钱的买卖，国家的粮食补贴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不是主流媒体报道的那样盛世康乾，这些补贴已经被化肥、农药、灌溉水电的上涨价位回吃回去。中国为了经济建设的GDP，依旧在牺牲农业而换取城市工业的发展，粮食价位根本没有按着市场经济规律来正常运转，在农业方面，我们更多的还是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

中国每年的农业耕地都在减少，为什么粮食产量在逐年增加？难道真的是科学种粮提高了农作物的亩产数量？这里面已经不能排除放卫星的可能。按着杨恒均先生历史是三十年一轮回的理论，我们现在的粮食放卫星在一定程度上与以前一样，这种虚假的粮食产量也只是农业支撑工业GDP的一个已经被用成俗套的东西了。

在一个追求税收与GDP产值的社会里，18亿的红线已经被明目张胆地“偷工减料”，我们在质问像青县大曲头这样的破坏农业用地的地方政府的同时，是否应该注意到一个新的问题——在农业用地像工业用地转移的过程中，谁成为资本的最终受益者？

18亿这个数字首先得到来自于农民弃耕的反对，然后一种比这个反对力量更大的经济组合体已经开始席卷中国——农业用地转移为建设用地，18亿亩被资本侵吞蚕食，这种侵吞蚕食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农民的弃耕。

这次的食用油涨价风暴，一个外在的缘由就是我们的大豆市场已经被人控制，我们已经不能依靠自身所产的大豆来满足民众的生活用油。这仅仅是一个开始，18亿亩的逐渐被侵吞蚕食最终造成我们各种粮食作物影响下的危机频繁发生。一个人口众多的农民大国，在它的劳动力还不能大量转移为工业劳动力的时候，粮食危机无疑是对它最致命的伤害。

那么，为什么18亿的红线得不到保障？我们庞大的政府机器难道不能对其进行有力地庇护？答案是，地方政府正是18亿红线被侵吞蚕食的直接受益者。诚如青县大曲头一样，把耕地作为土方卖成高速公路用土，而这笔收入则成为灰色账目。青县大曲头事件中的农与官的博弈，不是为了18亿亩的农田保障进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保障线不是保障眼前利益的，他们在为了一种资产的再分配发生冲突。

法律与监督权利在地方政府的缺失，直接造成官员卖地的有恃无恐，农民是不敢擅自卖地的，只有地方政府敢于把18亿亩的红线破坏掉，最后又以粮食的年年增产来说话歌功，做放卫星的大姿态！

中央政府在这场变卖中是否应该高瞻远瞩，及时制止呢？在这场变卖中，农民与地方官员是直接的博弈者，不妨利用这种博弈大开言路之门，利用农民来监督地方政府行为，打击这种土地的变卖。而这种变卖又已经演变为一种地方政府的普遍现象，像青县大曲头一样的地方政府已经大量存在，我们是否有必要成立专门的红线保障组来处理此事呢？中央政府也只有利用农民来监督地方政府，从而来保障粮食安全了。在这场经济与土地的博弈中，地方官员通过权利来取得既得利益，那中央政府就应该通过监督来给予农民权利，打击那些“被和谐”！

当务之急，还是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建议中央政府赶紧成立专门的红线小组，彻查那些青县大曲头一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