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云：黄英现象与映山红精神十五题（二）

——老歌新唱的时代性与逆时代性

马庆云/文

人在脱离低等动物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就是从简单的声音、动作的交流，到思想意识层次的交流，开始注重对脑部活动尤其是潜在的意识层面活动的互动，这种追求方式也是造成人类逐渐向发育大脑萎缩肢体迈进的一个根源。随着人类脑活动的增加，彼此间的信息传递，开始经历潜意识——思想——外在形态（语言、文字、动作等等）——思想转化——意识的这个过程，从意识到意识，不再直接进行，而是通过一种外在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动物的交流也是有载体的，而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点就是，人类交流的载体可以是艺术化的东西。这种艺术化的交流载体，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而这个发展本身又促进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与演变，或者直接说是演变，因为发展，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东西。

人类交流的艺术形式中，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是歌曲，通过有韵律有节奏而又意蕴悠长的方式进行交流的形式，歌曲与诗歌是最值得注意。诗歌艺术的表达方式，缺少时间层面上的延展性，因为它的构成与诗歌写作者有直接关系，其它任何的事物都只能是间接的联系，所以在诗歌作者步入历史之后，诗歌本身的意味已经基本定型，无法再有诗人本身之外的太多的意蕴。但歌曲不同，因为歌曲更容易脱离演唱者与作曲者，而独立存在。

这种独立存在，能够伺机待发，与不同的承载者（演唱者）达成不同的共振形式，从而生发不同的艺术美感，不同的艺术美感往往没有时代的先后顺寻，而只有时代是否需求的共振的声音的大小之分，大的，好像就是时代的声音，小的，则必定要等下一个共振时代的到来。所以我认为黄英的声音在这个时代有了比其它《映山红》更响亮的共振，不是说，黄英腔是一个刚刚出现的腔调，而是应该认为，这个腔调在这个时代达到共振的最大化，发出了在上一个时代没有发出的这么大的声响罢了。

所以，我们要研究黄英腔能够红火形成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要看它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得到最大化得共振，时代与它的共振体又是什么。黄英现象中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就是老歌新唱这个课题。当然，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清楚，“新”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它在上一个时代已经存在，只是共振体较少，没有被我们察觉罢了。因此，我们就要去看看时代性的问题，看看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共振体要求并配合黄英腔共振。也只有讨论清楚这个问题，黄英腔才找到最根本的时代存在的历史根基，由此可以看出，黄英贴吧的几个愚浅的顽主说不谈论买碟、巡演之外的任何事情的话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又多么的对黄英有所损害。至此，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共振体。

“虚幻的民族感与现代化的潮流相融合的现状”。当代的中国哲学界已经开始向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学习，学着去质疑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民族是一个人为强制定性的东西，并非与生俱来的印记，民族性的问题，也只是一种虚幻的麻痹性问题。找出民族的概念来掩事，本身就是懒惰的与不负责任的，这个虚幻的词语架不住斟酌。民族的与世界的，本身就是一个的，同一的。所以，在大家用民歌一词去形容黄英的时候，我更倾向于用寻根一词，是一种对历史的深处地寻找，而这种寻找并不局限于民族这个词汇本身。这是一种历史间歇性的回顾。可以说，黄英现象下的《映山红》，内容是历史间歇性的回顾，而形式又是什么？

我在第一题中就已经讲到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在歌曲上表现为通俗唱法，或者称为流行唱法，至于通俗流行为何是现代化所催生的表现形式的问题，并非本文讨论之本源，故不做太多展开。这样，我们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黄英现象下的《映山红》，形式就是通俗唱法。这样，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内容与形式在黄英那里得到统一，从而形成现象。

历史本身就是间歇性回忆的，而又用这种现代或者说是后现代的回忆方式去回忆，必然得到这个共振体的共振。

黄英腔本身所携带的个人特质，是扭转奔突向上的，但不苍凉，用这种方式去回忆或者说去寻根，得到的结果不是止步于历史，而是继续向前谱写历史，且这种谱写被延伸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历史意义与历史价值会被反复定性，甚至被相互矛盾的定性。但任何的定性本身又是不能阻碍奔突与向上精神的，这一点，是黄英现象中值得肯定与大力提倡的。

“老歌新唱”得到时代性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得到共振。但过于“新”，则抛弃时代，把时代放在身后，成为自身前进的包袱，而不是马车。摇滚版的《映山红》就是这样的例子。要达到与时代的共振，只需要黄英腔的《映山红》就可以了，摇滚的感觉是后现代主义最前沿的，中国目前的状态是现代化的逐步实现过程，尚未有后现代的姿态，因此，摇滚无形中充当了时代共振的阻碍体。摇滚的形式本身把历史间歇性的内容冲淡，把时代放在身后成为包袱，举步维艰起来。中国摇滚的一段时期的看似火爆，实则是外来摇滚的冲击罢了，那只是后现代主义小潮中的一个浪头，那时大学生的前卫成就崔健，但现在的大学生不能成就黄英。

所以，黄英歌曲的制作人回到黄英腔上来，才是对黄英的最大负责。这个时代需要的还是一种稳重，而不是摇滚的诙谐。对于寻根之后得到的艺术内容，用稳重的形式去演绎才是对历史的尊重，任何的诙谐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幻觉。

但总得来说，黄英本人，做到了时代性与自身歌曲演唱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