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视角下的内心旁白是《团长》剧的最大特色

马庆云/文

艺术作品是讲求视角的，虽然很多艺术作品要求作者本人的不在场，但是无论从行文结构还是话语布局上，作者本人都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场的痕迹。而这种“在场”又呈现不同的形式，作者以什么身份在场，不同身份的在场方式，成就不同的叙述风格。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作者的在场方式是，以文人的姿态参与战争，以文人的内心独白来解构战争，文人视角下的内心独白成为《团长》剧的最大特色。

以文人的内心世界的心理变化活动来攒构故事的方式并不特别，古往今来，文人内心独白的小说系列是不胜枚举的。中国文人的传统姿态，就是从文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故事、事件或者各种精神生活，我们的古老文化里一直是文人文化，很少引入文人以外的文化形态。当然，我说的是主流文化形态，并不排除文人文化以外的文化样式。

随着中国文人的逐渐成熟，尤其是在小说这门艺术上的成熟，我们开始把自己本属的文化样态或多或少的隐藏起来，开始学着其它的叙述角度进行故事地构造，比如以流浪者的姿态、以农民的姿态、以城市工人的姿态、以商人资本者的姿态等等。叙述视角的转换，或者是多样化，正是艺术形式成熟的标志。

但由于某些政治、生存环境的原因，我们在近现代的战争题材的小说作品中，往往以文人以外的叙述视角来进行故事地推进，很少有文人心态的战争独白。文人心态其实更多的是承担着文化柔弱、优柔与审视一面的心态形式，这种心态形式，从表面上看是与战争的不温柔相抵触的。纵观中国近六十年的战争题材的小说作品，我们很少在其中见到文人心态在战争中的体现，战争是刚毅的，血杀与迅速死亡才是它的基本主题。文人心态是讲求灵魂一般的生命价值的，生命价值则更多的引向不死，永生。因此，我们的作者们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往往不以文人的姿态出现，而转换角色，向刚毅一面的角色递进。

而《我的团长我的团》这部作品之所以有它与众不同的一面，更主要的就是它把叙述视角重新还给文人，以文人的视角与感受去写战争。故事中一个瘸腿的北京人，构成作者的文人视角的代言人，他的所有旁白，其实都是作者自己对于战争的旁白，而作品的文化底蕴也就在于这些旁白之中。仔细研究这个团长传令官的话语，我们可以发现里面的辩证法，这是一种人性的辨证，是人性温柔的一面之于战争不温柔一面的辨证：它也肯定刚毅血腥，但在刚毅血腥之中又有温柔。所以有些批评家写文章说《团长》剧不真实，他看了几集就看不下去了。但是，我要说，正是这种文人叙述视角下的不真实，才给我们留下了与以前所有战争题材的小说所谓的真实不同的另一种人的心态的真实。只是我们太过于习惯于以前，而把以前当成否定当下的证据罢了。

我们在看《团长》剧的时候，有心思的观众往往被这个家伙的旁白所吸引，这正是与传统相反的叙述视角的力量，文人的叙述方式，把我们引向战争以外的深刻。说《团长》剧叫他看不下去的那个批评家，提到，作者的原著还是不错的，读来十分有味道，但一到电视剧中就打了很大的折扣。电视剧中的这种旁白就是在尽量弥补这种差距，小说的话语叙述方式与电视剧的镜头叙述方式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场景所达不到的，必须辅助于文字话语。

这种独白的最大好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而不是一个整体，一个团的死亡不是一的死亡，而是一个一个的死亡，是多个一的死亡，从而达到康洪雷导演所说的反战的目的。中国的文人心态本身就是与战争格格不入的。孔孟讲求先修身、养性，然后才是治国家平天下，这是对生命个体一的承认，虽然说儒家的修小一是为了成大一，但更多的儒家弟子成不了大一，反而把个小一演绎地淋漓尽致。道家更是张狂——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我说，文化本身就是反战的，只有以一个文人的叙述视角来推进故事，才能达到反战的目的。这里，康洪雷导演用文人内心旁白的形式做到了。

六十年不写历史，六十年不写战争，而六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别样的东西。《我的团长我的团》开起了一个文人叙述视角下的战争题材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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