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创作地残暴与文人创作地温情

马庆云/文

        中国的当代小说史上有四大名著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的存在反映出不同的写作风格与不同的审美追求，如果抛开文艺批评家的文人心理情结来公允地评判它们，到是可以看到各有千秋的一面。但是，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与文学的历史，一向是由士大夫阶级一样的半有权阶级操纵的，可以说，中国的文艺历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探索史与追求史，其间到处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士的心灵痕迹。

        但是与文人心态和足迹相对的是，中国也一向存在的民间文学、群众文化等集体性自发性的艺术创作，它们或多或少的以不同的形态与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诗经》与《离骚》正是开了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的先头。中国的文学乃至文化，无时无刻不是在这两者之间运动，北大的童庆炳先生在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认为这两种方式的相互渗透与糅合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根本动力，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文学艺术是向前发展的吗，后代文学一定高于前代文学吗，当代诗歌一定要胜于古体诗歌吗？诗歌评论学者陈超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他们不存在优劣之分。从这一角度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集体创作与文人个体创作是推动文学衍变出不同新形式的一大力量。

        仔细研究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中国民性的共同点，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或许正是这些本质上的不同纠结起来，环绕出了气势恢弘的中国文学。我们这时候，不如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四大名著的地方，来看一看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的不同之处的一瞥。

        我们选取《水浒传》与《红楼梦》进行比较，我认为它们两个或许可以更好的代表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的鲜明痕迹。诚如袁行霈的古代文学史所言，水浒故事自宋元以来就以话本的形式存在，并在民间艺人的嘴头上进行着适合民众胃口的加工改造。它的诸多情节的设置与诸多场面的描写渲染正是民众精髓的集中体现，说水浒故事中有中国原始资本倾向与城市居民情趣倾向是有其道理的。水浒故事直到成书，也保留着它鲜明的市民审美趣味与小生产者的意志倾向。正是这种民众的审美趣味施加于说书人的影响，使《水浒传》有着鲜明的集体创作的痕迹。而与此相对的是，《红楼梦》却是一部完全由文人创作的个人抒发怀抱的著作，有着鲜明的文人痕迹。更有趣的是，当代民众依然看重水浒的故事性与情节性，知识分子与文人依然看重红楼的生存探索性与文人心态的大忧郁性。

         选取《水浒传》与《红楼梦》中的一些场景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水浒中多是血腥、屠杀、江湖、义气，而红楼中则多是眼泪、缠绵、小儿女、爱情，这也正是中国民众的集体心态不同于中国文人的个体心态的一个缩写。可以说，在中国民众的集体心态中是嗜好鲜血的，我们喜欢用一种集体的形式，以一种暴力来代替另一种暴力，比如武松拳打蒋门神，我们看到的是醉拳挥动下的快感，而丝毫没有想到武松饭食的施舍者正在以一种更高于蒋门神的保护费压制老蒋地盘上的商家们，武松到底在这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中国的老百姓是不管你充当什么角色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里说他不敢说出全部的真相，因为他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他最起码说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民众喜欢充当砍头的看客！这种嗜血的情结在集体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可见一斑了。杨志卖刀杀人我们在欢喜，李逵救法场“一路砍过去”不管是兵是民，我们也在欢喜，一流血我们就亢奋！

        而《红楼梦》中又是怎样的？贾宝玉为一切儿女的苦难做精神担当，他的爱不独独是辖制在林黛玉、薛宝钗，也不独独是辖制在怡红院、大观园，而是世界宇宙大观下的整个苦难，他承担着人类存在的一切根本性的哲学苦难，这正是一种文人心态。一有人出嫁，宝玉就会伤心，一有人死亡，宝玉就会落泪，他的《芙蓉女儿茉》大抵就是这个道理了，可以好好读读的。我们由水浒的集体创作心态转而看中国文人的创作心态，血腥背后的是为血腥的罪恶做精神担当的灵魂，中国文人看不得血，看不得繁华落尽，但中国文人绝不会惧怕鲜血惧怕罪恶，就像基督坦然于钉死他的十字架一样。

        幸好有文人的精神担当，幸好有中国文人的温情，要不然，中国亦或整个世界民众都不知将要走向何处！坦然地说，文学不会死亡，文人也不会消失，只要社会还有苦难，还有哲学上的生存问题，知识分子就会像《红楼梦》要化解《水浒传》的血腥一样前仆后继地涌现出来。有鲁迅一时代的民众集体心态，就会有拿着笔的鲁迅。刘再复先生在他的《红楼梦悟》中批评水浒是畸形的、变态的中国民众文学，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还怕没有克服它的力量被发现吗？也许，世界的曙光正在于这种文人情结下的苦难担当，但是海子说，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曙光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如在这里停住，去思索值得思索的问题来得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