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农家女杂志记者郑巧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韩红的一份名为《加强农村留守女孩性安全教育和保护》的政协提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韩红在这份提案中指出，据全国妇联的统计，中国目前有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里面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中又以留守女孩居多。由于家庭、学校及社区缺乏对留守女孩的有效保护以及性安全教育，留守女孩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屡有发生，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女孩的性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问题。

    2009年6月11日，农家女杂志社记者来到河北省承德市杏花村，这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然而，两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起留守女孩遭受性侵害的恶性案件。

    2007年6月8日早上，8岁的留守女童楠楠正在村边玩耍，她的远房亲戚尤老头以买饼干诱饵把楠楠哄骗到家实施猥亵，幸亏被邻居及时发现通知了她正在打麻将的奶奶，才制止了尤老汉的强奸行为。

事后，楠楠家人报了警，当地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了尤老汉。

    两年时间过去了，这起案件带给当事人的伤痛却并未减轻。当记者来到楠楠家时，他们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

    记者了解到，杏花村有不少像楠楠这样的留守女孩。楠楠的案件发生后，这些女孩是否有了自我防范意识？在杏花村妇女主任李桂花的带领下，记者采访了村里几个比较典型的留守儿童家庭。

    留守女孩萌萌，今年8岁，她聪明伶俐，一双亮亮的大眼睛十分招人喜欢。用萌萌奶奶的话说，萌萌是个命苦的娃儿，萌萌的爸爸多年前因一起案件入狱，妈妈改嫁后外出打工。萌萌跟着66岁的奶奶生活。

     楠楠的案件发生后，萌萌的奶奶变得很紧张，她十分担心萌萌也会有楠楠的遭遇，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和孙女讲。看着孙女一天天长大，她的这种担心越来越重。

    “你能教教我吗？”萌萌奶奶问记者。

     萌萌告诉记者，她特别想妈妈，妈妈每隔一两个月会给她打一次电话，妈妈在电话里说的最多的话是：听奶奶的话，没钱了管奶奶要。

     留守女孩孙倩，15岁，在乡中学上初一。父母均外出打工。孙倩平时住校，周末回家自己做饭，偶尔会去舅舅家待一会。孙倩给记者的印象很内向不爱说话，她和记者交流时始终低着头，偶尔抬一下头眼睛直直的看着远方。

     孙倩说她不喜欢上学，上学没意思，上课时她喜欢睡觉。她打算上完初中就不往下念了。当记者问到她的父母常和她联系吗？她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许久，说了一句话：“我想他们。”

     从孙倩家出来妇女主任李桂花告诉记者，孙倩以前是个挺活泼的女孩，因为家里穷，父母不得不外出打工，逢年过节父母也很少回家，孙倩就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性侵害的防护，在这两个家庭里基本为零。但并非所有留守女孩家庭都是如此。

     村民李玉原来在外打工，但因金融危机目前在家务农。她的丈夫两年前去世，家里两个孩子，儿子19岁，初中毕业打工；女儿14岁，在乡中学上初一，平时住在学校。当记者和她提起楠楠一案时，她立刻变的紧张起来，原来李玉的女儿长得很漂亮，李玉在外打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受到坏人的欺负，她经常给女儿打电话，叮嘱女儿上完晚自习就去宿舍待着。

    李玉告诉记者，有次女儿从学校回来说有个校外的男生在校门口等她，还知道她的名字。李玉特别担心，告诫女儿说不要搭理陌生男同学。李玉还经常看电视台播放的法制节目，从节目中吸取教训，然后讲给女儿听。

    当记者问到李玉是否对女儿就读学校的满意时，李玉变得轻松下来。她说学校的老师留有家长的电话，有什么事会及时通知家长。女儿所住的宿舍还有个老头看守，每天锁门。学生外出要打假条，写清楚干什么去了，什么时候回。李玉还偷偷打听过学校的男老师都有媳妇，很多都是夫妻双双教课，一般也都住在学校里。

    李玉对女儿性安全的关切溢于言表，和她的谈话内容也让记者稍感欣慰。母亲是孩子性教育的启蒙老师，那么外出打工的母亲们是否都和李玉一样关注女儿的性安全呢？记者走了几位在北京打工的流动母亲。

    张平，39岁，安徽人，家里有一个14岁的女儿，张平外出打工10年，女儿常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张平说自己外出打工十分辛苦，自己长期不在家，跟女儿的情感沟通本就有限，就更谈不上对孩子进行性安全方面的教育了。不过她也表示，看到媒体上报道的留守女孩遭性侵犯案件后，她给孩子打电话的次数多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说关于性的话题，只能叮嘱孩子早点回家。

    王秀丽，32岁，浙江人，女儿8岁，跟爷爷奶奶生活。王秀丽说最近女儿变得很不听话，很叛逆，出现厌学倾向，她正为这事发愁呢。当记者问她是否对孩子有过性安全教育时，她不以为然的说，孩子还小呢，说这事太早了吧。

    记者采访时发现还有些母亲，自己外出打工，将孩子交给继父、爷爷、叔叔等人监护。女儿受到监护人的性侵害后，这些母亲面临的尴尬是，监护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一旦将其告发，女儿将丧失生活来源并且无人看护。

    通过对类似案件资料的综合分析，记者发现，根据侵害发生的环境，可将这类案件分成三类：发生在家里或村里的，如上文中楠楠的案例，约占40%；发生在学校或学校周边的，如贵州习水“嫖幼”案，约占35%；发生在社会上的，如四川宜宾“嫖幼”案，约占25%。

    显然，家里和村里是留守女童性侵害案件的高发地。家长的疏于防范使犯罪分子能够轻易得手。楠楠的案件中，如果奶奶没有去打麻将，如果奶奶和妈妈曾对楠楠有过防范性侵害的教导和提醒，那么此案也许就不会发生。而像萌萌和孙倩这样的孩子，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向外界寻求温暖的愿望会比一般的孩子强烈，误入歧途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即便是发生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案件，家庭责任也是不容忽视的。贵州习水“嫖幼”案中，受害女童王清说她并不恨骗她去卖淫的刘某，而是恨她的父母。父母的再婚和情感上的忽视是她走上歧途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见，家庭防护是留守女孩保护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母亲对孩子的性教育更是避免留守女孩遭到性侵害防患于未然的关键。

    “我想妈妈”，萌萌发自内心的呼唤至今萦绕在记者耳边，希望这声呼唤走进更多母亲的心里。

      (注:此文原载<农家女>杂志2009年第七期)